第五十四卷 北宋 第二百七十章 太祖赵匡胤

宋太祖是北宋的建立者。姓赵，名匡胤，涿州（今河北涿县）人。父赵弘殷，母杜氏。后唐天成二年（公元927年）生于洛阳夹马营，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卒。终年50岁。

赵匡胤乳名叫“香孩儿”。传说他出生时，体有异香，三日不散，故名香孩儿。

几年后，香孩儿到了读书的年龄，赵弘殷正式给他取名叫赵匡胤。匡者，匡扶、保佑也，胤者，胤嗣、后代也。父亲对儿子确实是寄有厚望的。小匡胤也没有让父亲失望，少年时代，他不但书读得不错，而且同父亲一样，在习武方面也表现出天赋，“学骑射，辄出人上”，几年下来，已是一个弓马娴熟，小有名气的骑手了。

不过，赵家在赵匡胤长大成人的这十几年中却很不景气。赵弘殷本是后唐庄宗李存勖所宠爱的战将，自李存勖在兵变中被杀后，他也就开始受到冷落，十几年里，朝代已是两度更迭，天子也换了五六位，但他的官职却一直没有得到提升。这期间，赵家又添了二男二女，家境也日益艰难。开运二年（公元945年），赵匡胤结婚成家，当时19岁。成家应当立业。但家中窘迫潦倒的现状告诉匡胤，依靠家庭的帮助干一番事业的路子是走不通的。21岁那年，他毅然离家出走，决心在外面闯荡一番。

他先是去投奔几位父亲从前的好友。但世态炎凉，他不但没有从这些有权有势的前辈那里得到关怀和帮助，反而受了不少的白眼和冷遇。一次，他来到凤翔节度使王彦超处，希望谋得一个安身的差使，可王彦超却像打发叫花子似的，给了几贯钱就把他赶走了。两年的流浪生活是艰苦的，但赵匡胤并没有被压倒，相反，他的意志和性格却磨炼得更为坚强，眼界也变得开阔了。这天，他来到汉水边的重镇襄阳，住进了一家寺院。寺院的主持是一位年近百岁的老僧，饱经沧桑，阅世知人颇深。他见赵匡胤紫面丰颐，豹头环目，虽满脸风尘却掩不住英挺之气，一身破衣，却不带寒酸之态，心中暗暗称奇。待一交谈，更觉得其器度不凡。他告诉赵匡胤，汉水以南的各个政权比较稳定，而北方却战乱不止，乱世出英雄，所以应该北上，而不应南下。这位老僧不但向赵匡胤“厚赠”了金钱，而且还将寺院中惟一的一匹驴送给他，让其骑驴北上。

乾祐二年（公元950年），赵匡胤来到河北邺都，投靠在后汉枢密使郭威的手下，做了一名士兵。次年，郭威发动兵变，灭亡了后汉，建立起后周王朝。赵匡胤因战功被提拔为禁军东西班行首，负责宫廷禁卫。

广顺四年（公元954年），周太祖郭威病逝，柴荣即位称帝，是为周世宗。周世宗的即位，为赵匡胤施展才华和抱负创造了极好的条件。这一方面因为赵匡胤是周世宗称帝前的亲信将领，自然会受到重用；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因为周世宗是一个顺应历史趋势的英明君主，他后来所积极从事的统一中国的事业，为赵匡胤一类有才华的文武大臣提供了用武之地。

周世宗即位后，赵匡胤就随之被调到中央禁军任职。同年二月，北汉对后周发动进攻，赵匡胤随周世宗前往迎敌。双方部队在高平（今山西晋城东北）相遇，展开激战。战斗开始不久，北汉军队就占了上风，后周大将樊爱能、何徽畏敌如虎，一见阵势不好，竟临阵逃脱，一时间后周军队阵脚大乱，情形十分危急。此时的赵匡胤却很冷静，在他的建议下，周世宗将身边的禁军分为二部，一部由张永德指挥，抢占制高点，居高临下，以密集的箭矢压住敌人的进攻；另一支由赵匡胤率领，从左翼直扑敌阵。赵匡胤对部下高喊：“主危臣死，拼死效忠的时候到了！”带领2000骑兵冲入敌阵。北汉军队受不住这突如其来的冲击，纷纷败退，后周军队终于转败为胜。

赵匡胤以高平之战的出色表现受到了周世宗的进一步赏识。战后，他不但被破格提拔为殿前都虞侯，成为后周禁军的高级将领，而且还被委以整顿禁军的重任。在赵匡胤的亲自主持下，后周禁军完成了汰除老弱、调选精壮和组建殿前司诸军3项工作。

也正是在这次整顿禁军的过程中，赵匡胤开始在军队中形成了自己的势力。他利用主持整顿的机会，将罗彦环、郭延斌、田重进、潘美，米信、张琼、王彦升等自己麾下的“委心”之人安排在殿前司诸军任中基层将领，同时又以自己高级将领的身份，主动与其他中高级将领交结，并同其中的石守信、王审琦、韩重斌、李继勋、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王政忠、杨光义结拜为义社十兄弟，形成一个以赵匡胤为核心的势力圈子。

从显德三年（公元956年）到显德五年，周世宗对南唐前后发起过3次进攻，逼迫南唐将江北15州的土地割让给后周。在整个战役中，赵匡胤表现得最为突出，被提升为忠武军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

自南唐战役以后，赵匡胤处世待物上与以前也大不相同了，以前，他只注重在军队中交结武将，现在对文人也比较重视了。赵普、王仁瞻、楚昭辅、李处耘等人都是在这前后被他罗致在麾下，成为心腹幕僚的。除此之外，他自己也开始留意经史，一改从前那种不喜诗书的草莽作风。

显德六年三月，后周宰相王朴突发脑溢血而死。赵匡胤平生最怕王朴，几天前，他还被王朴训斥得“唯唯而退”，王朴一死，他可以松一口气了。同年六月，周世宗去世。这一下，所有可能阻挡赵匡胤称帝做天子的障碍都已消失。形势变化之快，机遇得来之易，连赵匡胤自己也没有料到。

周世宗死后，其7岁的儿子柴宗训即位。后周王朝随即出现“主少国疑”的局面，一时间人心惶惶，谣言四起，“时人成谓天下无主”。一些忠于后周的官吏，马上就敏锐地意识到动乱的根源十有八九要出在赵匡胤那里，指出赵匡胤不应再掌禁军，甚至有的人主张先发制人，及早将赵匡胤干掉。

赵匡胤及其幕下心腹文武也在加紧活动。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在周世宗去世后的半年里，禁军高级将领的安排，发生了对赵匡胤绝对有利的变动。先看殿前司系统，原来一直空缺的殿前副都点检一职，由慕容延钊出任，慕容是赵匡胤“素所兄事”的少年故交，情洽款好，关系非同一般；原来空缺的殿前都虞侯一职，则由王审琦担任，此人既为赵匡胤的“布衣故交”，又是义社十兄弟之一，与当时已经担任殿前都指挥使的石守信一样，都是赵匡胤势力圈子中的最核心人物。这样，整个殿前司系统的所有高级将领的职务均由赵匡胤的人担任了。再看侍卫司系统，在这一系统的高级将领中，原来赵匡胤只与韩令坤有“兄弟”之谊，后来赵匡胤的死党高怀德、张令铎都被安插进去，京城中只剩下副都指挥使韩通不是赵的心腹之人，但他势孤力单，自然无法同赵匡胤相抗衡了。

经过近半年的部署准备，赵匡胤觉得可以选择一个适当的场合动手了。显德七年（公元960年）正月初一，后周君臣正在朝贺新年，突然接到辽和北汉联兵入侵的战报。小皇帝柴宗训征求了宰相范质、王溥的同意后，令赵匡胤率领禁军前往迎敌。

正月初二，赵匡胤按计划率兵出城。当天下午，到达了离开封几十里的陈桥驿。刚安顿好，有一个自称通晓天文的军校就宣称自己看见天边有两个太阳，正在搏斗，并对赵匡胤的亲信幕僚楚昭辅说：一日克一日，这是天命。二人煞有介事地一问一答，引起了周围士兵的注意，大家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军中都知道“一日克一日”这件事了。

当晚，赵匡胤亲信郭廷斌秘密返回京城，通知石守信和王审琦掌管好京城内外大门。次日天刚亮，忙得一夜未眠的赵普、赵匡义（赵匡胤之弟）在门外将校的阵阵呼喊声中将赵匡胤拥出寝室。只见将校们手握刀剑，挤在院子里，齐声高喊“诸军无主，愿策太尉（对高级军事长官的尊称）为天子。”赵匡胤未来得及回答，一件象征着天子黄袍的黄色上衣就披在了他身上，众将校统统跪拜，高呼“万岁”。

事不宜迟。赵匡胤当即接受拥戴，宣布军纪，随之火速回师开封，在早已等候多时的石守信等人的配合下迅速控制了局势。事已至此，柴宗训再也无计可施了，只得召集百官，宣读了别人几天前就准备好了的“禅位诏书”，“应天顺人”，将帝位让给了赵匡胤。

第二天，赵匡胤宣布定国号为“宋”，改元“建隆”。这样他也就成了宋王朝的第一位皇帝。历史上则按他死后的庙号称其为太祖皇帝或宋太祖。

建隆元年（公元960年）正月，登基后的宋大祖“车驾初出”。随行的卤簿较为简略，排在前面的是由禁军组成的“驾头”，随后就是皇帝乘坐的步辇，步辇之后是擎着行彳散扇的方队。方队后面是公卿百官——他们本来都是后周旧臣，与端坐在步辇之上的“皇帝”乃比肩多年的同事，想不到现在却要毕恭毕敬地跟在他的步辇之后做臣民，心中难免有些不自在，所以仪仗队到这里就有些杂乱了。更糟糕的是，沿途所有的楼台亭阁不但挤满了居高临下的看客，而且这些楼阁大都挂着帘子，总让人感到这帘子的背后藏着些什么。

果然，当銮驾缓缓通过御街，跨上大溪桥时，就听得“嗖”的一声，一只利箭紧擦着步辇飞了过去，射到了后面的彳散扇上，卫士大惊。宋太祖显得比卫士们镇定多了，他从步辇中探出身子，指着胸膛说“教射，教射。”又笑道：“射死我，这皇位亦轮不到你！”这话，笑中含刺，不单单是讲给刺客听的，步辇的背后还跟着一大批后周的旧臣哩！

宋太祖的捷足先登，只不过使后周旧臣失去了一次实现野心的机会，却没有打消他们的野心，他们有的在等待观望，希冀再起，有的则“日夜缮甲治兵”，准备与新王朝再来一番角逐。

面对这种局势，宋太祖和赵普等人认为应采取以稳定京城、笼络后周旧臣为主的方针，以静制动。因为，“京城若乱，四方必转生变”，“都城人心不摇，则四方自然静谧。”

依据这一方针，宋太祖对后周旧臣实行了官位依旧，全部录用的政策。甚至连宰相也仍由王溥、范质、魏仁浦3位旧相继任。乾德二年（公元964年）二月才将3人罢相，范质于同年九月病逝。范质临死前，告诫儿子不可为他立墓碑，不可向朝廷请求谥号，这说明他一直还有一种留恋旧朝、愧对前君的复杂情绪，但这种情绪既没有发展为对新王朝的公开敌视，也没有导致他与宋王朝的不合作（如辞官归田），这又不能不归因于宋太祖的优待笼络政策。

为了保证对后周旧臣笼络和收买的成功，对于那些恃势欺凌旧臣的新贵们，宋太祖则毫不留情地严加处理。京城巡检王彦升，是当年兵变入城时的先锋，自恃拥立有功，横行不法。一天半夜，他以巡检为名，去敲宰相王溥的门，吓得王溥“惊悸而出”。结果王彦升被贬为唐州刺史。宋太祖的这些做法，对稳定后周旧臣的情绪，缓解他们对新王朝的疑惧，使他们放心地为新王朝服务，起了很好的作用。

但不是所有的周旧臣都被笼络了。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四月，昭义军节度使李筠举兵反宋，宋太祖派遣石守信、高怀德率军前往征讨李筠，战幕正式拉开。但宋军刚刚出发，李筠就由潞州攻占了泽州，大有西下太行的可能。与此同时，北汉又出兵南下，声援李筠。正在局势日益严重之际，又传来了扬州李重进准备起兵响应李筠的消息。李重进是周太祖的外甥，周世宗死时，他以马步军都指挥的身份驻守扬州，实际上是与宋太祖分掌内外禁兵的。李筠举兵反宋的消息传到扬州后，他决定从扬州起兵响应，南北夹攻，于是派翟守珣前往李筠处联络。但翟守珣却偷偷来到东京，将此事报告给宋太祖。

面对这种复杂局面，宋太祖果断地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李重进既然追随李筠起兵，说明他可能只是为了富贵，而并不一定像李筠那样想做天子。故可考虑向他颁赐“铁券”，以示永保富贵，誓不相负。同时让翟守珣速回扬州，编造假情报，双管齐下，尽量延缓其起兵的时间；二、以皇弟赵匡义及赵普、吴延祚留守东京，宋太祖本人亲自出马征讨李筠，以求速战速决。临行前，宋太祖对赵匡义说：“此行，若朕胜则不言，万一不胜，则使赵普分兵守河阳，别作一家计度”，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五月，宋太祖由东京出发，渡黄河，进太行山与石守信等部会合。太行山区路陡坡险，乱石嵯峨，宋太祖亲自带头搬石开路，将校及士兵自然更是人人争先，行军速度大大加快。不久宋军就越过太行，大败李筠于长平。六月，攻占了泽州。李筠走投无路，自焚而死。

经过短暂的休整，同年十月，赵匡胤又亲率大军征服了扬州李重进，宋初的“二李之乱”就这样被平息了，至此，宋王朝与后周旧臣之间的矛盾可以说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随着与后周旧臣矛盾的解决，宋太祖精神上的压力不像以前那样大了，行为上也有点放纵了。建隆二年（公元961年）闰三月

，他以忏悔的口吻对大臣们说，自己这一阵子“沉湎”于酒席之中，常有失态，有时还喝得大醉，太不应该了。看来稍有醒悟。紧接着这年六月又发生一件大事，使他对形势的认识才变得清醒起来。

这年六月甲午，宋太祖的母亲皇太后杜氏因病去世。杜氏出身大家，为人有胆有识，当年陈桥兵变时，有些听到消息的人向她报告，她镇静地说：“我儿素有大志，应当如此。”临终时，她突然问一直在身旁侍奉汤药的宋太祖说：“你可知道你为什么能做天子吗？”宋太祖大概觉得现在不是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所以“呜噎不能对”，但太后偏要他回答，他只好应付道：“这都是先世和太后积德积功的结果。”太后严厉地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你能做天子，那是因为周世宗死后继位的国君年幼的缘故，如果当时是一位成年人继位的话，你能当上天子吗？我想将来你传位时，就应当传位于你弟弟光义，立年长者为国君，是社稷之福呀！”宋太祖哭着答应道：“一定按您的吩咐办。”于是由赵普当场记下太后遗嘱，藏于金匮之中，这就是历史上提到的所谓“金匮之盟”。但也有史家认为“金匮之盟”是宋太宗授意下的杜撰之说。

尽管从感情上说，宋太祖对将来帝位的传弟而不传子不免有些难以接受，但政治家的理智告诉他，太后的这种用心良苦的安排决非杞人忧天。宋王朝作为梁、唐、晋、汉、周5个短命王朝之后的第6个王朝，还远没有摆脱重蹈覆辙的噩运。

在太后逝世后的次月（七月），皇弟赵匡义就以泰宁军节度使、大内都部署的身份被任命为开封尹、同平章事。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任命，五代时期，凡皇位的继承人都要封王任开封府尹，赵匡义此时虽未封王，但任开封尹已隐然有让他继位的含义了。这不但是贯彻太后临终遗嘱的一个重要步骤，更重要的是，宋太祖希望通过此举向臣僚们表明，在未来的皇位交接中，不会再出现那种“主少国疑”的局面。

不过，这毕竟还是一个比较消极的措施。宋太祖深知，五代时期之所以会出现那种朝代更替，不暇稍息的现象，与其说是因为皇帝太弱，不如说是因为臣属太强。特别是那些领兵大帅，依仗手中的兵权，篡位弑主，易于反掌，是威胁皇权的最大势力。为了确保统治的稳固，宋太祖决心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收夺禁军将帅的兵权。“杯酒释兵权”，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一日晚朝后，宋太祖将石守信、王审琦等禁军高级将帅留下，设便宴招待他们。酒到半酣，宋太祖慨叹道：“若没有你们出力相扶，我哪能有今天，你们的功德，我是永远不会忘的，可是做天子也太难了，远不如做节度使时快乐。自做了皇帝后，我可没睡过一夜安稳觉。”石守信等人忙问：“这是为什么呢？”宋太祖一字一顿地说：“这还不明白，皇帝的位子，谁不想坐。”一听话里有话，石守信等人吓得慌忙站起来说：“陛下为何口出此言？如今天命已定，谁还敢再有二心？”宋太祖说：“那也未必！纵使你们无异心，可你们手下的人呢？一旦他们贪图富贵，将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是不想当这皇帝怕也不行吧？”这一番话直把石守信等人给说懵了，不知如何表白才是，只得请皇上给指一条路。宋太祖长叹一声说道：“你们为何不释去兵权，买上一批好田宅，为子孙们留下一份产业，家中多置一些歌儿舞女，天天饮酒作乐，快活地过完这一辈子呢？这样一来，我们君臣之间就再也不用互相猜疑了，上下相睦相安，这该有多好！”石守信等人很感激地说：“陛下为我们想得这么周密，这么长远，真如同对待亲生骨肉一般！”第二天，他们都上书称自己有病，不适宜领兵征战了，要求解除兵权。宋太祖十分高兴，对他们赏赐安抚了一番后，随之宣布免去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罗彦环等人的禁军职务，让他们到地方州郡去做节度使。

“杯酒释兵权”后，禁军中不再设置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侍卫马步军正副都指挥使等职务，只剩下了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和殿前都指挥使这三个不能相互统属的职务，这三使各领一司（合称“三衙”），互相牵制，均直接听命于皇帝。同时，“三衙”的长官都是由资历较浅的后辈武将担任，使其难以在禁军中形成根深蒂固的势力。

为了“安抚”被释去兵权的石守信等人，宋太祖不但给他们赏赐了大量的钱财，而且表示要同他们结为亲戚，“约婚以示无间”。不久，太祖寡居在家的妹妹燕国长公主就嫁给了高怀德，女儿延庆公主、昭庆公主则分别下嫁石守信之子和王审琦之子，除年幼夭折的以外，太祖只有一妹三女，她们中竟有三位下嫁到了被释去兵权的禁军高级将领家，说明这种婚姻是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的，这不但使石守信等人在一失一得中获得了一种心理平衡，进而消除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之类的疑惧，而且作为一种象征，也表明了宋初皇帝与曾经拥立过皇帝的功臣宿将之间的矛盾也终于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决。

五代十国末期，人们要求结束分裂战乱，实现安定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统一的历史趋势已经形成。早在后周时期，宋太祖作为周世宗的最得力助手，就曾协助周世宗在推进统一的军事斗争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现在，当他代周自立，并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之后，自然就把完成中国统一的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从当时的客观形势看，刚刚立国不久的宋王朝周围存在着几个由外族所建立的敌对国家和许多由汉族所建立的割据政权。在北方有契丹族所建立的辽国，在西北有党项族的强大势力，夹在二者之间的则是割据山西一带的北汉。北汉受到契丹的支持，与以前的后周和现在的宋王朝一直处于公开敌对的状态。在江淮以南，则存在着南唐、吴越、后蜀、荆南、湖南、南汉、南平、漳泉等8个割据政权。虽然这些割据政权处于物产丰富、生产相对发达的地区，但由于其各自疆域狭小，又互不联合，因而大都国力不武，软弱怯懦，不得不向以前的后周和刚刚建立的宋王朝表示名义上的臣服或通好。

在这种形势下，摆在赵匡胤面前有两条路，一是乘南方诸国名义上已表示臣服的时机，继续周世宗的政策，进行北伐，收复为辽所占领的燕云16州领土，割断辽与北汉的联系，进而消灭北汉这一公开的敌对势力，然后统一南方诸国；另一条道路则是南征，在完全征服了南方8个割据势力以后，再来亡北汉，攻取燕云16州，将契丹赶回长城以北。经过君臣之间的反复论证，宋太祖集思广益，最后终于在建隆三年确立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方针。

乾德元年（公元963年），宋太祖任命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都部署，李处耘为都监，率安、复等10州之州兵出征荆湖。临行前，他对慕容延钊和李处耘说：“出征湖南，必然要借道于南平，南平国势卑弱，可顺便将其攻灭。”

慕容延钊等依计而行，于乾德元年二月，出兵湖南途中攻破江陵，高继冲遂以3州17县，142300户归降。一个月后，湖南亦被平定，又得14州1监66县，97380户。

平定荆湖以后，“水陆皆可趋蜀”，后蜀这一雄据川中的南方大国已处于坐以待毙的境地了。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十一月，宋太祖派大将王全斌、曹彬分兵两路，仅用66天的时间就灭亡了后蜀，取得了46州、240县的广大领土。

后蜀物产丰富，府库充盈，号称“天府之国”。平定后蜀后，宋太祖特命参知政事（副宰相）吕余庆为成都知府，协同王全斌等人大肆搜刮。一时间，船载路运，“日夜不息”，大量财富被集中到东京开封。这固然加强了宋王朝的国力和财力，但同时却又激化了后蜀地区的社会矛盾，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后蜀一直动乱不已，民变、兵变相继发生，牵扯了北宋王朝的很大一部分兵力。

平定后蜀不久，宋太祖先后派遣了侯霸荣、惠磷等人为间谍，打进了北汉内部。侯、惠等人积极活动，很快买通了当时北汉宰相郭无为。在郭无为的安排下，侯惠等人都成了北汉的宫庭供奉官，可以方便地出入宫禁。

开宝元年（公元968年）八月，宋太祖发大兵进攻北汉。同时又密令侯、惠等人相机行事，里应外合，“迎接”宋军。九月，宋军突破了北汉的团柏谷防线，越过汾河桥，进逼太原城下。

在宋军进逼太原城下的同时，侯霸荣在郭无为的支持下，发动了宫廷政变，刺杀了北汉国主刘继恩。但意想不到的是，郭无为此时却又突然变卦。就在侯霸荣率人刺杀刘继恩时，他却悄悄调动部队包围了刺杀现场，将侯霸荣和其同党全部杀死。

郭无为的临阵变卦，搅乱了宋太祖精心布置的一着妙棋，宋军的失败也在眼前。果然，宋兵围困太原不久，契丹即以兵来援北汉，围城的宋军腹背受敌，大败而归。北汉乘机反攻，宋朝方面自八月进军以来所占领的州县不但全部丢兵，还被北汉军队打进了晋、绛二州，大掠而去。

本来，此次开战前，宋太祖已将北汉君臣投降后的官职提前封好了，没想到最后的结局却是这样。次年二月，为雪前耻，他决定亲率大军征讨北汉。战事一开始，北宋方面很顺利。三月，宋太祖即率大军突破了北汉的数道防线，进抵太原城下，将其团团围住。但此后战事即进入胶着状态。宋军发起的几次强攻都被北汉名将刘继业击退。强攻不行，宋太祖又采取了长期围困的政策，但三个多月过去了，仍没能将太原攻克。这年的闰五月，宋兵正式从太原撤兵。北汉军队又一次乘势追击，宋军丢失了大批粮草，损失比上一次还要严重。

北宋自建隆三年（公元962年）九月首次对外用兵起，至乾德三年（公元965年）正月，不足3年的时间，就平定了南平高氏、湖南周氏、后蜀孟氏3个割据政权，统一了63州1监的大片领土。但可惜的是，自平蜀后，几乎完全是由于宋太祖个人的举措失当，导致了一系列意外的变故，先是蜀中动荡不已，紧接着又是两次北征太原，损失惨重，“先南后北”的统一大业因此而停滞逆转。

自太原班师后，经过一年多的休整，开宝三年九月，宋太祖决定攻取南汉，继续实施“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

南汉以广州为中心，割据岭南两广地区达60年之久。北宋平定后蜀后，潘美等宋将就曾攻取了南汉的郴州，形成了良好的进攻态势。现在，潘美等接到宋太祖灭亡南汉的指示后，马上就攻陷了贺州，随之连克昭、杜、连、韶4州，大败南汉军10余万于莲花峰下。至次年二月，即攻克广州，南汉灭亡。宋王朝又得了60州214县的领土。

南汉灭亡之后，南方剩下的最后3个割据政权个个自危，震恐异常。势力最强大的南唐这时也不得不主动要求取消国号，放弃皇帝的称号，改称“江南国主”（另外两个割据政权吴越和漳泉早就上表称臣，接受宋朝的官职）。

经过3年的准备，开宝七年（公元974年）十月，宋太祖令曹彬为统帅，潘美为都监，率水、步、骑兵在采石一线强行渡江，进围金陵；同时令吴越国主钱俶统率吴越军五万，由宋将丁德裕监军，从东面攻取常州，然后会师金陵。令王明为西路军，向武昌方向进击，牵制屯驻在江西的南唐军队，使其无法东下援救金陵。

十一月中旬，宋军依照南唐进士樊若冰的图示，在采石用预先造好的战舰架设浮桥获得成功，其主力部队通过浮桥，顺利跨过了长江天险，大败南唐水陆兵10余万于秦淮，直逼金陵城下。与此同时，钱俶率兵攻克了常州、江阴、润州，形成了对金陵的外线包围，金陵成了一座孤城。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李煜仍不投降的情况下，宋军发起总攻，金陵城破，李煜做了俘虏。

灭南唐是宋太祖统一南方的最后一仗，也是当时最大的一次江河作战。这次战争中的“浮桥渡江”、“围城打援”，是宋太祖战略部署中的得意之举，也是古代战争史上的创举。

公元967年，宋太祖死去，宋太宗按照宋太祖的既定方针，继续对吴越和漳泉施加压力，终于不动干戈，迫使钱俶和陈洪纳表献土，以两浙和福建地区的15州一军（与州平行的一级组织）100县归降北宋。南方完全统一。在此基础上，宋太宗一鼓作气，灭亡了北汉，延续了数十年之久的分裂割据局面终于结束了，除了辽所控制的燕云16州以外，汉族所聚居的中原地区和南方的广大区域重新获得了统一。这时，离宋太祖逝世刚刚3年。

宋初，宋太祖南北用兵、统一全国的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和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而创立了一整套为其后代奉若圭臬的“祖宗家法”。

首先是“稍夺其权”，即削弱地方势力。乾德元年（公元963年），平定了荆湖以后，宋太祖作出废除荆湖地区“支郡”的规定。宋太祖宣布，新征服地区仍保留节度使，但节度使驻地以外的州

郡“直属京师”，“支郡”被取消了。随着南方诸国的逐渐被平定，罢除“支郡”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到宋太宗时，就在全国范围内废除了支郡制度。同时，宋太祖逐渐向这些地方派遣文臣出任“知州”，以取代原来掌管州务的防御使等武将。宋太祖在很短的时间里就选派出上百名文臣，分治原为各大藩所辖的支郡，最终形成了宋代的“以文臣知州事”的制度。

废罢支郡和“以文臣知州事”，使位尊权重、声势煊赫的节度使的权力受到极大削弱，其实际权力仅等于某一州郡的长官，有时甚至徒具空名，仅是一种荣誉称号。自中唐以来藩镇权势过重，坐大地方，尾大不掉的情形终于得到了改变。因而在废罢支郡、以文臣知州事的同年，宋太祖又定立了两项限制州郡长官权力过重的措施：一是“三岁一易”，使“知州”、“知县”在一地任职以3年为限，不得久任。乾德三年，北海军知军杨光美任职已满3年，由于其为政清廉，颇得百姓爱戴，当地有数百人赴京守在宫门口请愿，要求留杨光美继续在北海任职。宋太祖先是下诏劝他们散去，无效。于是采取断然措施，“笞（鞭笞）其为首者”，才将请愿者赶走。另一项措施是在州郡设立通判。通判名义上是与知州共同判理政务的，其地位略低于知州，但事实上由于其负有监督州郡长官的特殊使命（故通判又称监州、监郡），知州往往还要怵其三分。所以有宋一代，州郡长官与通判不和的问题一直存在。

其次是“制其钱谷”，即收夺地方上的财权。乾德二年（公元964年），他发布了一道十分重要的诏令，要求各州除留有必要的经费外，其余财赋中属于货币的部分应全部辇送到京城，不得无故占留。次年三月，又一次重申了这道诏令。唐代以来节度使蓄积大量钱财的税赋“留州”制度被废止。随着钱币的集中，对其余财物的控制也逐步加紧了。

在废除“留州”制度的同时，对于各地大藩镇以“留使”的名义截留地方赋税以及肆意征税的弊政，宋太祖也小心审慎地进行了革除。他以支付大藩镇“公使钱”为代价，废除了留使制度，收回了为地方藩镇所控制的部分财权。对于藩镇任命亲信武将掌管场务、肆意征税的问题，宋太祖处置时就更为小心了。一般都是在该节度使病逝或调离之际，朝廷方才改派文臣管理场务。自此以后，“粟帛咸聚王畿”，地方藩镇失去了对抗中央王朝的经济后盾。

地方丧失了财权，自然也就无法“屯兵自重”了。在这种情况下，宋太祖与赵普所讨论的“收其精兵”的措施实施起来就很顺利了。宋太祖为收地方精兵而创立的兵分禁、厢的制度，也为其后代一直沿袭下来，成为两宋兵制中的一大特色。

宋太祖在统一南方诸国时，为了制止地方割据局面的再现，曾下令拆毁了不少通都大邑的城墙，填平了壕沟。这显然是一个消极的、只解决临时问题的措施。而“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才能收到长远的效果。出现了“天下之权悉归朝廷”、“四方万里之遥，奉遵京师”的新型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以后两宋300多年的统治中，宋太祖所确立的这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作为“祖宗之法”的主要内容，一直为宋代君臣所恪守。

在调整和确立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同时，宋太祖对君臣关系也进行了调整。

在他看来，地方权力集中到朝廷，还没有完全解决中唐五代以来“君弱臣强”的问题，因而应该进一步削弱文武百官的权力，使由地方集中到朝廷的权力最后完全集中到自己一人手中，“总揽威柄”，“独制天下”。

宰相是封建社会的“百官之领袖”，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自两汉起，宰相与皇帝议事都是有座位的。宋太祖称帝后，宰相奏事仍沿旧制。有一天早朝，宋太祖突然对宰相王溥、范质说：“我眼睛有些昏花，把你们的奏疏送上前来。”在范、王二相离座递疏时，宫廷侍卫乘机将他们的座位搬走。自此以后，宰相在皇帝面前毕恭毕敬地站着奏事成为定制。宰相的地位也大大下降了。

与削弱相权同步进行的，则是在百官中推行“官、职分离，互相牵制”的任官政策。宋代官制中，“官”是品级，只有据此受俸禄的作用；“职”是殿阁、馆阁学士一类的荣誉称号，亦没有实际权力；只有由皇帝或中书省“差遣”的临时职务才是实职，即执行实际权力的职务。这种职、权分离，名、实混淆的任官体制，使任何官员都无法集中权力、荣誉、威望于一身，权大者并不一定职高，望重者并不一定位显，这样也就很难形成对皇权的威胁了。

皇帝临时“差遣”的实职，也是依照“分权而相互牵制”的原则进行安排的。如宋代有固定的尚书省兵部，但兵部尚书只是虚职，并无实际兵权，只有被差遣为枢密使才有相当于兵部尚书的实权。不过枢密使也只是有奉旨调兵之权而无领兵之权，领兵之权归“三衙”长官。同理，“三衙”的高级将领虽然名为禁军的最高统帅，却也只有领兵之权而无发兵之权。

宋太祖为了扩大统治基础，改革和推进了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宋初极力放宽科举考试的范围，无论家庭贫富，郡望高低，只要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都可以前往应举。同时严格考试制度，以防权贵豪门请托舞弊。

同时，着力改变重武轻文的旧风气。宋太祖即位之初，就下令修复孔庙，开辟儒馆，延用耆学名儒，以劝励教化。针对五代时期文教不兴、学校荒废的情形，他下诏拨款增修国子监学舍，当国子监开学讲书之日，他很高兴地派人送去美酒、菜果以示祝贺。

随着文教的振兴和开科取士的增多，大批文人进入统治集团。宋太祖认为，乱世用武，治世用文，对这些文臣再也不能像五代时期那样，只是当作点缀摆设，而应切实发挥他们的作用。

随着对文臣的重用，统治集团内部的那种畸形的文武关系得到了调整。原来那些骄横跋扈，视文臣为无用，甚至一言不合就要“砍杀”宰相的武将们不但见了宰相都要恭恭敬敬地唱诺问候，而且自己也在宋太祖的劝告鼓励下，学着文臣的样子读起书来。

宋太祖的“重文”是针对五代的“轻文”而言的，目的是要改变那种由武臣独擅政权的局面，进而扩大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基础。所以在“重文”的同时，他并不歧视武将。当然，在宋初君主专制极度强化这样一个大气候下，无论文臣也好，武将也好，其权力都不能不受到影响。

总之，尽管宋太祖的“重文”政策在以后曾被其子孙奉为“祖宗成规”而代代相传，以至形成了“重文轻武”的风气，但在宋太祖时，情况却并不如此。他“重文”但并不轻武，无论文臣武将，只要“有一材一行可取者”，都予以擢拔和使用，“天下无遗材，人思自效”，其专制统治的基础是广泛和稳固的。

这样，一方面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君主与臣下的关系，使地方的行政、财政、军事等等各方面的权力不断地向中央集中，最后又集中到皇帝一个人手中，形成了至高无上的君主集权制；另一方面又开科取士，重文用武，广罗人才，极力扩大这一专制统治的基础。

在统一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宋太祖并没有志满意得、忘乎所以，更没有因此而骄逸放纵。平定南方诸国后，各国的金帛财宝源源不断地运至东京，宋太祖将其作为战备物资，全部收贮在内库，从不随意挥霍。宋太祖本来很喜欢射猎和踢球（当时称“蹴鞠”），刚做皇帝那阵，他还常常技痒难忍，不时地邀手下的人玩上几次。这些游戏对宋太祖来说自然属于忙里偷闲，但有时玩到兴头，又难免误事。一次，他正在后苑射鸟，忽然有大臣口称急事求见。可他接过奏章一看，里面说的并不是马上要办的事，不由得有些恼火，当即训斥了几句。那大臣却说：“这些事虽不是很急，但总比射鸟急些吧。”他愈加恼怒，随手抄起一把玉斧，朝那人撞去，撞掉了两颗牙齿。那人也不作声，跪在地上，将牙齿捡起来装在衣服里，宋太祖问：“你想拿这个来控告我吗？”那大臣说：“不敢！不过陛下既为天子，一言一行自然会由史官记录在案的。”这话算是说到了点子上，逼得宋太祖不得不赶紧地表示道歉。通过这件事，使宋太祖认识到“吾为天下主”，一言一行至关重要，“畋游”（即射猎）、“蹴鞠”终究不是“正经事”，以后慢慢地就将这些嗜好戒除了。

去世前一年，宋太祖曾对臣下说：“自古为君者，很少有严以律己而无过失的。像唐太宗那样虚心纳谏固然不错，但他若一直注意防止骄奢，克制自己，不犯过失，使臣下无从谏议，岂不更好！所以我自己是夙夜畏惧，防非窒欲，以防过失的。”

随着宋初局势的稳定和统一事业的逐渐完成，赵宋皇族被外姓旁人颠覆的危险越来越小了，宋太祖与赵光义之间原来那种为家族的命运和利益同心同德、共济险难的精神慢慢地消失了。而一旦他们有了争夺的目标，原来掩盖在“兄友弟悌”的伦理美德下的人性中的另一方面的东西就可能显露出来。赵光义对皇位的垂涎已越来越明显。

尽管赵光义当时已是势延难遏，滋蔓难图了，但宋太祖仍没有放弃这方面的努力。开宝九年（公元976年）二月，吴越国王钱俶来朝，一般很少参预政治活动的皇子德昭这次却突然被宋太祖委派至宋州迎宾。钱俶来朝是当时朝野瞩目的大事，宋太祖借这一机会，巧妙地把本来还默默无闻的皇子推到了臣民们的面前。三月，宋太祖巡视洛阳，特令赵光义随行。宋太祖在洛阳盘桓了一个月，一直住在自己当年出生和长大的旧居中。有一次，他指着一条小巷说：“我小时候与伙伴们玩游戏时，曾埋在这里一个石马，不知还在不在。”左右的人一挖，果然找到了这匹石马。

回到开封后，宋太祖一反常态，明显地加强了同另一皇弟赵光美（后改为延美）的关系。其中仅七月一个月的时间，就三次“幸光美第”。赵光美是“金匮之盟”中排在赵光义之后，赵德昭之前的继位人之一，宋太祖对他如此亲近，恐怕不是毫无用意的。开宝九年，皇子德昭已25岁，德芳也17岁了。德昭、德芳之母均已早死。此时，宫中主事者为孝章皇后宋氏。

从历史记载上看，宋皇后并无子女，但在德昭、德芳这两个皇子中，她倒是比较偏宠德芳的。这一点，对正在考虑继位人问题的宋太祖也可能稍稍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使他难以果断地在长子德昭和幼子德芳中挑选出一个来，以取代赵光义的继承人的位置。

就在这年的十月，宋太祖猝然死去，赵光义则顺利地继承了皇位。关于宋太祖之死，史家众说不一，其中也有称为光义谋杀者。总之，太祖之死，留下了千古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