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杨广,一名杨英,小字阿麽,是隋文帝杨坚的第二子。当杨坚还是北周大臣时,杨广就因父功被封为雁门郡公。隋朝建立之后,于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封为晋王,并担任并州(治今山西太原市)总管,这时杨广才13岁。次年,隋置河北道行台尚书省于并州,又任武卫大将军上柱国河北道行台尚书令。

一个13岁的少年,担此重大责任,主要是杨坚接受了北周孤弱而亡的教训,使诸子各掌一方,以巩固杨家的统治。杨坚也深知自己的皇子担任不了如此重任,对杨广的行为和成长更不放心,便精选朝中正直有才望的大臣王韶等来辅佐他。

王韶等人也没有辜负杨坚的委托,对杨广直言匡正,不遗余力。有一次,王韶出巡长城,杨广在并州凿湖造山。王韶回来后,立即“自锁而谏”,使杨广停止了这个工役。

杨广本人也不是一般的纨绔子弟,门第家世固然为他提供了奢侈豪华的优越条件,但周隋时代复杂的政治风云,杨家先代的文治武功,将门之子所受到的各种熏陶,塑造了他十分复杂刁钻的秉性:既有专擅威福,纵姿声色的欲望,又有饰情矫节,希望人称道其贤明的虚荣心;既有一个花花公子的低级趣味,又有军事统帅的风度和文武才干。这两种秉性一直互相并存着,而在他称帝独尊之前,前者还处在自我抑制的阶段。

开皇八年,隋朝大举攻陈,第二年春,灭掉了陈朝。杨广虽是名义上的攻陈最高统帅,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坐享其成,实际指挥部署的是元帅长史高颎,亲率三军攻破陈都建康的是贺若弼、韩擒虎,沿江东下、扫除残余势力的是大将杨素。但杨广毕竟是最高统帅,他进建康后,将围绕在陈后主身边的佞臣全部杀掉,以谢三吴人民。又命收图籍、封府库,资财一无所取。这些都表现了杨广的大将气度。灭陈后,杨广进位太尉,再任并州总管。

开皇十年,江南士族高智慧等人起兵作乱,文帝又调杨广为扬州总管,镇江都(今江苏扬州市)。

开皇二十年,突阙进犯北方边境,文帝命杨广等率军分道出击。杨广部下长孙晟设计大败突厥。

这样,杨广既曾为平陈的军事统帅,又曾镇守并州,北御突厥,在杨坚的诸皇子中,以其功勋,称得上是佼佼者了。

隋文帝杨坚共有5个儿子,长子名勇,次子杨广,三子秦王俊,四子蜀王秀,五子汉王谅。早在杨坚当皇帝不久,就立长子杨勇为皇太子,成为法定的皇位继承人。但随着杨广政治资本的增加,他继承皇位的奢望越来越强烈了。

杨广明白,要夺得太子的地位,一是要讨皇帝老子的欢心,二是要笼络自己的亲信党羽。按照这两个策略,他同隋文帝杨坚、太子杨勇演出了一幕惊险残酷、精彩圆满的篡夺皇位的历史剧。

太子杨勇没有心机,我行我素。他既没留心杨广的夺嫡阴谋,也不会虚情假意讨父母的欢心。他明知母亲独孤皇后痛恨男子宠爱姬妾,却明目张胆地喜好女色,把父母为他娶的嫡妻元氏冷落一边,与其他的姬妾吃喝玩乐,使独孤后十分不满。

隋文帝杨坚是一个比较俭约的皇帝,可杨勇偏偏无视父皇的俭朴生活,喜好华丽铺张。开皇十八年冬至那天,杨勇大张旗鼓地接受百官朝贺,隋文帝生怕大臣们和太子关系过密,影响自己的皇权,这又触犯了他的忌讳。于是父子之间渐生猜忌。父母既然都不喜欢这个太子,杨勇太子的地位就开始动摇了。

而杨广则是一个善于耍阴谋权术的人,为了迎合独孤皇后,他只和王妃萧氏居处,每当后庭的女人生了孩子就弃而不养。父母每派人来,无论来人身份贵贱,他都亲自和萧妃到门口迎接,并用丰盛的酒饭招待,临走再送上礼物。这些人得了好处,一致在文帝和独孤皇后面前称道杨广仁孝。有时文帝和独孤皇后到杨广那儿去,他便把年轻貌美的姬妾藏起来,让年老丑陋的人穿上粗劣衣服服侍文帝和独孤后,文帝夫妇见杨广节俭而又不好声色,就更加宠爱他了。杨广还用同样的方式敬待朝中大臣,大臣们也都称道他。这样,在朝廷内外,他获得了普遍的好感,声望越来越高了。舆论准备就绪后,杨广开始施展颠覆哥哥杨勇的皇太子位置的阴谋。

杨广任扬州总管时,趁入宫辞别皇后的机会,故意跪在母亲面前痛哭流涕,说皇太子要加害他。这如同火上加油,促使独孤皇后决计废除太子。此后,杨广便加快了夺嫡的步伐。寿州刺史宇文述是杨广的亲信,他献计请重臣杨素向皇上提出废立太子之议。

杨素是隋朝著名的大将,屡立战功,深受隋文帝宠幸,为隋朝举足轻重的人物。而杨素很信任弟弟杨约。宇文述找到任大理少卿的杨约,整日和他赌博,故意将金钱都输给他,趁机将杨广的意思告诉他,并危言耸听地说:“你们兄弟得罪了皇太子。皇帝一死,你家就要大祸临头了。如今皇太子失爱,主上有废立之意,能否立晋王为太子,就在你哥哥一句话。”杨素兄弟遂答应挑唆文帝和独孤皇后废掉杨勇,援立杨广为太子。

在一次宴会上,杨素巧妙地试探独孤皇后说:“晋王仁孝恭顺,很像当今圣上。”一句话触到了皇后的心痛处,对杨素说了一大通晋王的好处和太子的不是,二人一拍即合,独孤皇后又送给杨素一大批金银,让他作为废立太子的费用。

隋文帝心里也有废立太子之意,只是碍于朝中大臣,难于启口。有一次他曾暗示尚书仆射、齐国公高颎,高颎马上提出反对,文帝很不高兴。又有一次,文帝命选东宫卫士宿卫自己,高颎又加以反对。文帝认为这是因为高颎与太子是儿女亲家,庇护太子。随着积怨越来越深,高颎终于被削职为民。杨勇失去了朝臣中有力的支持者,就更加势单力薄了。

杨素这时担任了一个穿针引线的角色:一方面在文帝夫妇面前称誉杨广,攻击杨勇,催促文帝废勇立广;一方面在朝中大肆活动,广造舆论,煽动更多的人诽谤太子。于是,关于太子的流言蜚语接二连三地传到文帝那儿。杨素又进谗言说:“太子心怀怨望,恐有他变,应严加防范。”于是,文帝派人刺探太子的动静,随时禀告;又裁减东宫卫士,去壮健,留老弱,东宫属官有才能者也分别调开。

经过这一番部署和行动,杨勇终于被废为庶人,杨广如愿以偿,被立为皇太子,取得了皇位的继承权。杨广坐上太子的宝座后,又命杨素捏造罪名,将另一个皇子杨秀废为庶人。杨勇屡次请求见文帝申冤,都被杨广阻挡了。这样,杨广便稳坐东宫,光等文帝死了好坐皇帝。

仁寿四年(公元604年),文帝卧病仁寿宫,杨广已急不可待,写信给杨素问如何处理后事。杨素的回信被错送给文帝,文帝看了非常生气。正好文帝宠幸的宣华夫人陈氏入侍,杨广见其美貌,不由得欲火烧身,兽性大发,企图逼奸她。文帝得知大怒道:“畜牲何足付大事!”对柳述、元岩说:“速召我儿!”柳述等以为是召杨广,文帝连呼“勇也!”柳、元二人便出外起草诏书,召杨勇前来。

这一突变的风云,使形势急转直下。但杨广的心腹已布满内外,得知这一消息,杨广急命心腹宇文述、郭衍率东宫卫士包围皇宫,撤换文帝的卫士和服侍文帝之人,后又干脆杀掉文帝和杨勇。就这样,他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年号大业,当时他36岁。他就是历史上著名昏君隋炀帝。

炀帝即位后,最小的弟弟并州总管杨谅马上举兵反抗,但很快被平定。

隋炀帝取得帝位后,也做了一些改革制度、轻徭薄赋、收揽民心的工作。他刚办完文帝的丧事,就下诏免除妇人和奴婢、部曲的课役,男子成丁的时间由21岁改为22岁,以缩短服役时间。这是自北魏实行均田制以来的重大改变。北魏妇人授田服役的制度到此即行中止了。

此外,炀帝厘定的制度主要有:其一,并省州县,改州、县为郡县。其二,创立进士科,确立科举制。从隋唐到明清,科举制一直是封建政府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三,修订法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炀帝以文帝末年法令峻刻,人民喜于宽政,诏吏部尚书牛弘等修改律令。次年,新律成,共18篇,称作《大业律》。它与《开皇律》相比,除去了十恶之条,死、流、徒、杖、笞等五刑中改重就轻的条款有二百多条。但是,律成以后并没真正执行。特别是炀帝末年,用刑残酷,生杀任情。其四、兴建学校,搜访遗书,整理典籍。恢复了文帝时一度取消的国子监、太学、四门学和州县学。

另外,隋炀帝颇好读书著述。在任扬州总管时,就设王府学士百人,修撰书籍。即位不久,又命写成《长洲玉镜》四百卷,《区宇图志》1200卷。炀帝统治下的这些整理、保存典籍的措施和古书分类的方法,对中国文化是有贡献的。

为了巩固隋王朝的统治,消除自西晋末年以来的分裂割据的遗迹,隋炀帝修建了一系列的浩大工程。

大业元年,炀帝命尚书令杨素领营东都大监,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为副监,每月役使200万人大规模地营建东都洛阳。从地理位置上看,隋都长安地偏西北,政令不易远达四境,尤其是对东方的控制鞭长莫及。而洛阳古号中州,地处全国中心,可以控制山东,威服江南。从经济上看,长安所在地关中物产有限,各地物资供应长安,漕运艰难,耗费巨资。而洛阳则四通八达,要想网罗天下财富,洛阳可以说是最理想之地。东都的营建工作,历时一年,到大业二年完成。城内规划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宫城是宫殿所在处,周围30余里。皇城是文武官司所在处。外郭城即大城,周围70多里。同时,隋炀帝又命宇文恺、封德彝于城西营造显仁宫和西苑,穷极华丽。

此外,炀帝还动辄调发民工数十万至百余万,修御道,筑长城。

在隋炀帝修建的土木工程中,最著名的是大运河,它可以和秦朝万里长城相媲美。

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征调河南、河北100多万人民开通济渠。从西苑引谷、洛二水到黄河,再从板渚(今河南荥阳东北)引黄河水入汴水,又从大梁(今河南开封)以东引汴水入泗水,最后到达淮水。又征调淮南民工10余万,整修扩大了自山阳经江都至扬子(今江苏仪征县)入长江的山阳渎。大业四年,又征调河北100多万民工,引沁水南达黄河,北到涿郡(今北京)。大业六年,又征调江南10余万民工开凿了从京口到余杭的江南河。这样,以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南到余杭,全长5000多里的大运河仅用6年的时间就完成了。

这一系列大规模的土木工程,一方面使国家耗费巨资,堆砌着人民的累累白骨。另一方面,又的确加强了隋朝对全国范围内的统治,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东都的营建和大运河的开凿,为中国经济重心转移到南方后,整个国家的政治布局,各地物资的统一平衡调动,提供了有效的方案,奠定了中国以后1000多年政治、经济的规模和格局。

隋炀帝为了夺得皇位曾经装出一副仁孝恭俭的假象,一朝天下在握,便原形毕露。穷极华丽的苑囿宫室,羽仪千里的巡游,清歌妙舞的宫庭,穷极奇珍的酒宴,陪伴了他的一生。

隋炀帝本来就是一个好色之徒。只不过文帝在时他善于掩饰罢了。隋炀帝的后宫除了萧皇后和众多的贵人、美人外,还有在西苑的十六院夫人及宫女数千人。大业八年,又命江淮诸郡每年挑选姿质端丽的童女送入宫中。无论是在两都宫苑中,还是在巡游的路上,炀帝都要携带她们寻欢作乐。

为了创造众多的游玩场所,隋炀帝几乎“无日不治宫室”。在京师长安和东都洛阳,本来就有许多苑囿宫殿,后来在洛阳又增修了富丽堂皇的显仁宫和广阔的西苑。但他仍不满足,经常让手下在各地寻找修宫室的理想之地。于是,一处处豪华的宫室拔地而起。

隋炀帝生性好动,享乐游玩的兴趣要经常变换。即位的第一年,即大业元年八月,就坐船去游江都,第二年四月才回到洛阳。大业三年又北巡榆林,至突厥启民可汗帐。大业四年,又到五原,出长城巡行到塞外。大业五年,西行到张掖,接见许多西域的使者。大业六年,再游江都。大业七年到十年,三次亲征高丽。大业十一年,又北巡长城,被突厥始毕可汗围困于雁门。解围回来的第二年,又三游江都。直至灭亡,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到处巡游,在京城的时间,通共不足一年。

炀帝出巡不但次数频繁,而且每次出巡的气派大得惊人。第一次游江都,造成大小船只数千艘。皇帝坐的叫龙舟,高45尺,宽50尺,长200尺。船有四层,上层有正殿和东西朝堂。中间二层有120房,皆以金玉为饰,雕刻奇丽,最下层为内侍宦官所居。皇后乘的叫翔螭舟,比龙舟稍小而装饰无异。嫔妃乘的是浮景舟,计有9艘,上下三层。贵人、美人和十六院夫人所乘的是漾彩舟,计有36艘。还有

随行船只数千艘。一路上舢舻相接200余里,骑兵沿运河两岸而行,旌旗蔽野。所过州县,500里内都要贡献食物,多者一州至百车,都是水陆珍奇,佳肴美馔,吃不了就埋掉。

一路上各地方官竞相盘剥百姓以向炀帝贡献,求得升迁。致使百姓陷入饥饿,不得已剥树皮,采树叶,扌寿野草,或者煮土而食,及至人自相食。炀帝的游幸,给人民带来了何等的灾难和负担。

炀帝到其他地方巡游,不仅不比游江都有丝毫逊色,还要改换口味,翻新花样。他北巡时,又有一番派场。凿太行山通驰道于并州,又于榆林至涿郡修长3000里,宽百步的御道,又命宇文恺造可容数百人,下施轮轴,可以行走的飞行殿。随行甲士50万,旌旗辎重千里不绝。

隋炀帝即位时,府库充实,兵马强盛,依靠这一雄厚的经济、军事力量,隋王朝本来可以成为历史上长治久安的王朝。可是经过隋炀帝的一番折腾,这些家底全被挥霍殆尽。他四处扩张固然有巩固边防,发展对外贸易的积极作用,但也成为隋朝灭亡的致命伤。

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北方的契丹族侵犯营州,炀帝诏通事谒者韦云起发突厥兵以讨击。韦云起偷袭获胜,加强了炀帝向四外扩张的信心。

大规模地经营西域是从大业三年开始的。在此之前,西域诸国商人多至张掖同隋进行贸易,隋以黄门侍郎裴矩负责。裴矩向炀帝上奏主张经营西域,唤起了隋炀帝远慕秦皇、汉武之功的雄心,遂派裴矩回张掖,用重金引诱西域诸国来朝。此后,西域诸国往来相继,所经州县,送往迎来,糜费以万计。

大业五年,隋炀帝采用裴矩的谋略,击败西突厥处罗可汗,为经营西域除掉了一个障碍。

吐谷浑据今青海和新疆南部,正当中原往西域的要冲。大业五年,炀帝派军击败吐谷浑,隋在其地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中原和西域的交通和商业基本上畅通了。

随后,炀帝出兵西域,派薛世雄率军出玉门关击伊吾,伊吾降。世雄于汉朝故伊吾城东筑城留甲卒千余人戍守。

大业五年,炀帝西巡至燕支山,高昌王曲伯雅、伊吾吐屯设和西域27国使者同来谒见。其他如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和康国、安国、石国、米国、曹国(均在今苏联境内)等均曾派遣使者来到中国。

经营西域,开辟了通往西域的通道,保护了西方对外的商路交通,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同时,除少数地区外,基本上没有动用武力,按说不该给人民带来更大的负担,可实际恰恰相反,为经营西域所耗费的资财每年竟达巨亿万计。因为裴矩招致西域诸国入朝,都是引以厚利,临行又有丰厚的赏赐。并让当地人民置办华丽的衣着,很多人因而贫困破产,以此来向西域人夸示中原的富有。隋炀帝这些劳民伤财的措施造成了天下的穷困,而西北则是首当其冲。

大业六年正月,西域诸国酋长毕集洛阳,炀帝命在端门大演百戏,一连折腾了一个月。此后情形越演越烈,仅为制造这些锦绣服装,两京缯锦为之耗虚。国家每年仅此项耗费达巨亿万。后来中国传统的元宵节观景行乐,即兴盛于此。西域人请求入洛阳市内作交易,炀帝又命排场一番,店肆檐宇,整齐划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西域商人吃饭不收钱。隋炀帝要的是万国来朝的派场和天下归一的尊严,他挥霍巨资来粉饰太平,夸耀富有,不惜和西域人做赔本的生意。为了满足他的虚荣心,国家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隋炀帝向外经营或扩张,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给人民造成灾难最深重的是对高丽进行的三次侵略战争。

高丽是隋朝东北最强的邻国,当时它的辖地东至新罗,西过辽河,南接百济,北邻靺鞨。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曾侵扰辽西,被隋朝的辽西总管韦冲打退。由于它的领土扩展到辽河,并曾侵扰营州,隋文帝曾派汉王杨谅率军征伐高丽,但一败即收兵,没有再举。

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炀帝巡幸东突厥启民可汗帐,恰巧高丽使者也在。炀帝接受裴矩的建议,胁迫高丽王高元入朝,高元拒绝,炀帝便以此为借口,劳师大举了。

大业八年正月,炀帝下诏大举进军。隋军130万人,号称200万,分24军,另有炀帝亲率的6军,共30军。转运粮饷的民伕更是不计其数。这是进攻高丽的主力。另一支水军由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领从东莱海口出发,接应陆军。

来护儿的水军进到距平壤60里的地方,打了一个胜仗,乘胜进攻平壤城,纵兵掠虏,被高丽的伏兵击败,4万人只剩几千人逃回船上,仓皇撤退。陆路军队在大将宇文述、于仲文的率领下,计有30多万人渡过鸭绿江。兵士携带兵器粮饷,负担太重,疲惫不堪,多偷偷将粮食扔掉。才及中路,粮食已尽,饥困交加,无力再战,不得不退回。这年秋天,遇高丽军痛击,隋军兵败如山倒,仅2700人逃还,军资器械巨万计丢失殆尽。第一次征高丽遂告失败。这次出征高丽,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各地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义军多者数十万,少者数万,已给隋王朝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但隋炀帝一意孤行,坚持继续发动进攻。

大业九年,又发动了第二次对高丽的战争。这次作战的部署和第一次基本相同,炀帝坐阵辽东,由宇文述和大将军场义臣等进趋平壤,来护儿仍为水军总管,率军从东莱出发。正当陆军刚到前线,水军尚未离开东莱时,杨素之子、礼部尚书杨玄感于黎阳发动了叛乱,攻围东都。炀帝在前线得知消息,慌忙撤军,回救洛阳。军资器械、作战用品堆积如山,营垒、帐幕原封未动,全都丢在战场上。二征高丽又告失败。

二征高丽的失败和杨玄感的叛乱,使隋王朝元气大伤。尤其是各地的农民起义,使隋炀帝已面临灭顶之灾,但隋炀帝仍怙恶不悛,大业十年又发动了第三次对高丽的战争。这年七月,来护儿的水军在平壤附近击败高丽军。高丽经过两次折腾,也与隋朝两败俱伤,遂遣使讲和,炀帝也借机收兵。

隋炀帝四处经营,屡兴甲兵,不知耗费了多少民力和资财,他继位时府库充盈,士马强盛的大好局面,此时却已变为大厦将倾了。

隋炀帝虽无雄才大略,却也有一定的文武才干,只是他的才能没有成为他治理天下的优势,反成为他狂妄自大、嫉贤妒能的资本。

在文学上,隋炀帝可以说是略具文采。他曾对侍臣说:“天下都说我是凭借世袭而有四海,假令让我与士大夫平等选拔的话,我也应为天子。”内史侍郎薛道衡,才名冠绝南北,著作佐郎王胄,文词为天下准则,均因遭炀帝妒恨而被杀。

古代稍微明智一点的帝王,即使不能从谏如流,却也多少能采纳一些忠言,补救一些过失,而隋炀帝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他把自己的才能全都用来拒谏饰非,他厌恶甚至痛恨那些极言敢谏之士,必欲除之而后快。朝中那些正直不阿、直言不讳的大臣如果不缄口无言,就不会有好下场。

尚书仆射高颎,是隋朝一代名臣,他不仅辅佐文帝建立隋朝,而且在炀帝南伐陈朝时,负责指挥部署,成就了炀帝的武功。隋炀帝即位后,起用他为太常。高颎见炀帝纵恣声色,又起长城之役,对太常丞李懿说:“周天元帝以好乐而亡,应接受教训,怎么还可以这样?”炀帝对突厥启民可汗恩礼太厚,颎深为国家担心,对太府卿何稠说:“启民可汗知中国虚实,山川地形,恐为后患。”礼部尚书宇文弓弥、光禄大夫贺若弼也同意高颍的意见。3人就因为这么几句话而招杀身之祸,被炀帝以诽谤朝政的罪名杀掉了。

后来,朝廷议定新令,久而不决,内史侍郎薛道衡对朝士说:“如果高颎不死,新令早就颁布执行了。”炀帝听了,把道衡交给法司问罪。道衡自己觉得所犯并非大罪,必会赦免,催促法司早断,还通知家人准备饭菜,迎候他回家。及炀帝判决下来,竟让他自尽。

御史大夫张衡本来是隋炀帝的幸臣。炀帝夺太子位,皆出于张衡的谋划。故即位后,张衡青云直上,在朝中备受恩宠。后来,炀帝要扩修汾阳宫,让张衡规划图样,衡偷偷劝炀帝说:“前几年劳役繁多,百姓疲敝,还应稍加节制。”便马上被贬为榆林太守,次年,让他到南方督役江都宫,又因为他说了一句“薛道衡真是枉死”,把他抓起来要问斩,过了很久才释放。后来还是赐张衡自尽了。

三征高丽后,炀帝又要去东都游玩,太史令庾质进谏说:“陛下连年征高丽,百姓困敝,应镇抚关内,使百姓尽力农桑,让他们喘口气,然后再下去巡游。”结果被炀帝杀掉。其余凡劝谏炀帝节省民力,停止巡游的,都被杀被贬。大臣们见隋炀帝如此不可救药,也就不敢再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一个个都变成了随声附和的应声虫。

与此相对,隋炀帝所宠信的人,不是凶残歹毒,贪得无厌之徒,就是阿谀奉承的小人。

杨素是隋炀帝宠信的朝廷重臣,虽有文武之才,却专会奉迎王上,半点不敢触犯炀帝的旨意。且聚敛财富,一再修饰华丽的住宅,家僮数千,后庭姬妾穿锦绣之服者以千数。宇文述也是炀帝夺嫡时的干将,善于观望炀帝颜色,随从巡游河右,数以奇异之物进献。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迎合炀帝意,劝炀帝幸江都,因而备爱恩宠。其他象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光禄大夫郭衍皆以谄谀有宠。郭衍为讨好炀帝,竟劝炀帝隔五日一视朝,以免被政事累着。像这样撺掇皇帝不理政事的奸臣,炀帝反以为是忠,说:“惟有郭衍心与朕同。”

凡是能顺合炀帝作威作福,享乐腐化者,即得到提拔,反之,则或杀或贬官。大业三年,炀帝北巡,雁门太守丘和献食精美,内迁为博陵太守;马邑太守杨廓无所献,就被派到博陵向丘和学习。此后,上行下效,各地方官争着向炀帝献纳精美的食品。最后一次游幸江都,江淮一带的地方官谒见炀帝者,专问礼饷丰薄,丰则超升,薄则停职。江都郡丞王世充献铜镜、屏风,迁通守;历阳郡丞赵元楷献异味,迁江都郡丞。于是郡县竞为刻剥小民以贡献,官吏趁机贪污中饱,贿赂公行,隋朝的政治日益腐败。

炀帝末年,农民起义的浪潮席卷全国,这个暴君被搞得惶惶不可终日。夜中睡觉,要几个妇人摇抚他,才能勉强入睡。但即便如此,他还是自欺欺人,只要臣下说叛贼少就喜欢,反之,不是贬官就是杀头。

在隋炀帝统治的14年中,掘长堑,筑西苑,营建东都,开凿运河,修筑长城,盛治离宫,伐木造船,凿山通道等,可以说是百役繁兴,又四出经营,穷兵黩武,这些无止境、无休期的兵役、徭役不仅夺去了上百万人的生命,同时把社会经济推向绝境。他屡次北巡、南游以及穷奢极欲的挥霍,使得内外虚竭,百姓困敝。人民无法生存,只有铤而走险了。

大业七年(公元611年),王薄领导农民在长白山(今山东章丘)首举义旗,起义的口号就是反对远征高丽。王薄作《无向辽东浪死歌》来号召农民参加起义,逃避兵役徭役的农民纷纷参加进来。王薄一起兵,备受兵役之苦的人民纷纷响应。

在人民力量的冲击下,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分裂。大业九年,隋炀帝二征高丽,杨素的儿子杨玄感发动了叛乱。他也是利用了人民反抗情绪高涨的斗争形势,他起兵誓师说:“我身为上柱国,家累钜万金,富贵已无所求。今不顾灭门之祸,为解天下倒悬也。”他这一口号,迎合了广大人民的愿望,当地父老争献牛酒,前来投军的每天都有上千人,杨玄感的叛乱,在统治阶级内部引起了强烈的震动,许多贵族官僚子弟,如韩擒虎的儿子韩世鄂,来护儿的儿子来渊,裴蕴的儿子裴爽计有40多人一块投降了杨玄感,右武侯大将军李子雄也前来投奔,光禄大夫赵元淑、兵部侍郎斛斯政均与玄感通谋。后来炀帝虽镇压了叛乱,但统治集团从此开始从内部瓦解。

在内外叛离的形势下,隋炀帝仍不思悔改,不但继续发动对高丽的战争,又北巡太原、长城。此时,已依附隋朝的东突厥始毕可汗见隋朝国力虚耗,也企图脱离隋朝的控制,趁炀帝出塞,率骑兵数十万,围炀帝于雁门,赖兵士坚守及各地援兵,才得解围。

经过这次事变,炀帝认识到形势有点不妙了。回到东都后,就准备南游江都,避开农民起义的锋芒。到了这时候,他仍不思悔改,继续滥用民力,命在江都重造龙舟送来东都,又在毗陵(今江苏常州)修离宫16所。

大业十二年七月,龙舟造成送来洛阳,宇文述等人劝炀帝游幸江都去,许多朝廷大臣都认识到,此去将会一去不复返,但都不敢说话。建节尉任忠、奉信郎崔民象、王爱仁等先后进谏,都被杀掉。炀帝留下越王侗留守东都,便到江都去了。

在江都的一年多时间里,农民军杜伏威向江淮逼进,打败隋朝大将陈棱,攻克高邮,进据历阳。中原翟让、李

密领导的瓦岗军击溃隋军主力张须陀、裴仁基等。他们传檄周围郡县,揭露炀帝的十大罪状说:“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炀帝又派王世充率江淮劲旅与留守东都的越王侗继续与瓦岗军对抗。河北窦建德击败南下攻李密的涿郡留守薛世雄,威震河北。

许多地方武装势力见隋朝气数已尽,纷纷起兵自立。金城府校尉薛举割据兰州,自称秦帝;鹰扬府司马李轨占有武威,自称河西大凉王;鹰扬府校尉刘武周割据马邑,也称皇帝;鹰扬郎将梁师都割据朔方,称大梁皇帝。太原留守李渊起兵攻下长安,立炀帝的孙子杨侑为傀儡皇帝,遥尊炀帝为太上皇。隋炀帝这个残贼天下、穷困万民的暴君成了一个众叛亲离的独夫。

大势已去的隋炀帝也感到末日来临了,但他还是要及时行乐,与萧后、幸姬等天天饮酒取乐,醉生梦死。还对萧后自我安慰说:“现在许多人都想推翻我,然而我不失为长城公,你也不失为沈后(指亡国后的陈叔宝与沈氏),且饮酒取乐。”有一天,他照镜子时摸着自己的脖子对萧后说:“好头颈,不知谁来砍掉它。”还准备了毒药带在身边,危急时好吞服。

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三月,隋炀帝的末日真的来临了。原来,炀帝见天下大乱,无法挽回,命修治丹阳宫(今南京),准备迁据江左。从驾的卫士推宁文述的儿子宇文化及为首,发动了兵变,将炀帝用巾带勒死,终年50岁。谥号“炀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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