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挪威和瑞典的边境我问同车的伙伴今天的日期,伙伴的回答正如我的预感,果然是今天,正巧。

二百八十二年前的今天,瑞典发生了一件大事:年仅三十六岁的国王卡尔十二世率兵攻打挪威,夜间在这里巡视战壕,被一颗子弹击中死亡。这颗子弹究竟出于谁手至今历史学家们众说纷纭。但无可置疑的是,一段穷兵黩武的扩张史,从这个晚上开始基本终结。

我们既然在无意中撞到了这个日子,这个地方,那就应该祭拜一下那位年轻的军事天纔,同时纪念瑞典早早地走出了“波罗的海大帝国”的血火泥潭。一个天纔人物的死亡,很可能在全民的悲哀中埋藏着一种历史的福音。这个暧昧的悖论,躲到了国家的边缘以免让人读解,此刻却被我们轻轻踩过。

歌德堡人的自豪让人哑然失笑,他们居然那样嘲谑首都,说斯德哥尔摩的最大优点是还有一条铁路可以回歌德堡。

然而歌德堡确实不错。半夜海风浩荡,港口的路灯全部用航海器具支橕,日本式的亭座卫护着它们,一眼看去便是万里之遥。只遗憾临水的歌剧院造得大而无当,可能出自于航海人的粗糙和狂放。

在这冷雨之夜我最喜欢的是每家每户的灯。大家都拉开窗帘,让点燃着十几支蜡烛的灯座紧贴着窗,烛光下全是当日的鲜花。数里长街万家灯火,连接成了一个缥缈的梦境。

自己入梦之前先把整个城市推入梦境,即使半夜惊醒也毫无失落,这个主意真好。

我们趁他们全都梦着,悄悄地起个大早去他们瞧不起的斯德哥尔摩。

早晨从歌德堡出发时昏天黑地,恰似子夜,接近中午纔曙光初露。还没有来得及寻找太阳,只见路边所有黑色的树枝全部变成了金枝铜干,熠熠闪光,一路行去延绵不断,好像此刻整个世界都会是光柱的仪仗。

但是,这个仪仗是那么短暂,不到一百公里光辉渐淡,树干转成灰白,树冠皆呈酡红,而那酡色又越来越浑,越来越深,终于一片昏昏沉沉,让人胸塞气闷。

大雾不知从何升起,车队的各辆车尽管靠得很近却已经不能互相辨认,只能隐约看到昏黄的雾灯。车窗上又劈劈啪啪响起雨点,从此这雾再也不散,这雨再也不停。

我知道,一个白天就这样火石电光般地匆匆打发了。余下的一切决不是零头,要人们自己去想办法消受。

路旁似乎有一些小屋闪过,立即为它们担懮起来:如此漫长的冬季,它们能否在愁云惨雾中找到一个可以结交的信号,哪怕是留住一盏昏黄的雾灯今天终于明白,寂寞是可以被观察的,而且以天地间最隆重的仪式。以隆重仪式观察来的寂寞,让人不寒而栗。

他未必算得上世界名人,但是我走在斯德哥尔摩大街上总也忘不了他的身影。

他叫贝纳多特,本是拿破仑手下的一名法国战将,勇敢顽强、英俊伟岸,曾被拿破仑指派骑着高头大马到维也纳大街上慢慢通过,作为法国风度的示范。居然是他,被瑞典人选作了国王。这位连瑞典话也不会说的瑞典国王倒是没有辜负瑞典,他审时度势,不再卷入拿破仑的战略方阵,反而参与了反法联盟,但又不积极。

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他一言不发。他已明白像瑞典这样的国家如果陷身于欧洲大国间的争逐,胜无利,败遭灾,唯一的选择是和平中立。

他的妻子一直住在巴黎,处境尴尬,却向人痴痴地回忆着他们初次见面的情景。

那年她十一岁,一个被分配来住宿的士兵敲开了她家的门,父亲嫌他粗手笨脚就把他打发走了。“这个士兵,就是后来娶了我的瑞典国王。”她说。

这种政治传奇得以成立,一半得力于浪漫的法国,一半得力于老实的北欧,两者的组合改变了一个地方的历史。这样的传奇放到中国,大概在春秋战国时代纔有可能。

斯德哥尔摩其实是一堆大大小小的岛。岛与岛之间造了很多桥,这些桥没有坡度,形同平路,让旅人不知岛之为岛。只是行走街头耳边突然有水声轰鸣,伸头一看脚下水流奔腾,海涛滚滚。

王宫、议会、老街、大教堂全挤在一个岛上。老街壁高路窄、门多店小,点点滴滴都是百年富庶的记号。

王宫任人参观,凛冽寒风中年轻卫士的制服显得有点单薄;议会大厦底楼正在开会,隔着一层玻璃任何路人都能旁观。

蚌听得一群青年高喊口号向议会示威,因不懂瑞典语连忙问身旁一对老夫妻。老太太摇着火鸡般的脖子连声抱怨:『谁知道呢,都圣诞了,还这么吵吵闹闹”

欧洲许多城市都患有一种隐疾:它们现在隆重推出一个个已经去世的文化名人,仔细一查,当年它们对这些文化名人非常冷漠,十分不公。

对此,斯德哥尔摩可以心地敞亮地莞尔一笑。

它对自己最重要的作家斯特林堡,很够情义。

至少有三个方面,使这座城市对斯特林堡的尊重显得难能可贵:

一、斯德哥尔摩市民并不熟悉斯特林堡的主要创作成就。他的戏剧作品,不管是早期的自然主义心理写实,还是后来的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斯德哥尔摩市民都不容易接受;二、他们知道他是一位散文大师,但他的散文曾猛烈批判斯德哥尔摩市民身上保留的种种陈规陋习,而且连续不断;三、他与斯德哥尔摩不辞而别,浪迹天涯,晚年纔回来。

———就凭这三点,斯德哥尔摩有充分的理由给他冷脸。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他生日那天,市民们居然举着无数火炬,聚集在他寓所前面向他致敬,还募集了大笔资金供他使用。

他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金,但人们说,他获得了“另类诺贝尔”。

离开瑞典之前,突然想起几个北欧国家对自己的评价,很有意思。

刚到丹麦,就听当地人说:“由于气候地理原因,我们北欧人与其它欧洲人不同,比较拘谨,不善言词”;到了挪威,又听他们说:“我们挪威人比不上丹麦人开朗健谈,有点沈闷”;到了瑞典,听到的居然是:“我们瑞典人不如挪威人热情,孤傲得可恨”;……

这是怎么啦,北欧各国好像都在作一种奇怪的互相对比、自我谴责,看谁更冷、更酷、更漠然无情。

其实据我看,北欧人不是没有热情,而是缺少那种快速点燃又快速转移的灵敏。他们感应较慢,选择较迟,不喜宣讲,很少激愤,但一旦选定却不再改变,把种种弯曲拉成了一条直线。选择和平中立,制订福利政策,设立诺贝尔奖,即使有再大的麻烦也一意孤行。

说自己冷的人不可能真冷,因为真冷无感于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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