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十六章 遗书的本意
检察官堂堂两个半小时的、绵密而严厉的发言之后,请求判处广川条太郎死刑。紧接着站起来,为广川条太郎辩护的,是高山义三律师。
“这个事件是近年来少见的难案。社会上把‘龙野六人被杀事件’、‘堺市面馆杀人事件’和这个事件,并称为当代日本三大怪奇事件。前两个事件的被告,在检察院接受预审的时候,至少有一次或两次坦白过。但是,这个事件中的被告广川条太郎,却始终一贯地否认自己犯罪。”
高山律师一开头,就提醒负责审理这个事件的法官,要慎重对待这个案件。
“如果被告人广川条太郎承认自己是凶手,在现场发现的小笛的遗书、广川条太郎先生的名片、还有广川条太郎写在记事本上的文字,法医学专家们的鉴定报告,也许可以看做广川有罪的证据。但在我看来,这些东西同时,也是广川无罪的证明,是所谓的双刃剑、两面盾。
“只有全面了解了剑的双刃,盾的两面,才能作出公正的判决。如果只了解一半,不了解另一半,将招致核大的危险。
“而且,这个事件的判决,不是死刑就是无罪。这对于法庭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判决。我作为辩护人,亦感到责任重大。
“我接手这个案子,是在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到现在已经有一年半时间了。一年半以来,这个事件没有一天,离开过我的大脑。我被这个事件苦恼着,我不断地思考着,我的不肖之身,犹如一匹被鞭打的驽马,奋蹄前行,没有一刻停止过。而且,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我没有一次——哪怕是一次,曾经想到过广川条太郎先生也可能是凶手。作为本案的辩护律师,还有比这更叫人感到欣慰的事情吗?
“特别是被告人广川条太郎先生跟我是校友,虽然我们在校时间不同,专业也不一样,但我们都是京都帝国大学的毕业生。为了我们的母校——京都帝国大学的名誉,能够为广川条太郎先生洗雪冤案,我感到无上幸福。”
高山义三律师确信:广川条太郎是无罪的,他那强有力的声音,镇住了整个法庭。
“作为辩护的顺序,在说明我积极主张无罪的依据之前,首先要陈述一下,检察官发言的基础,是如何的薄弱。
“请问检察官,被告的作案动机是什么?
“首先,在预审请求书里,检察官写道:‘……家人劝其尽早结婚,而小笛对其纠缠不休。在跟其他女人结婚,几近不可能的情况下,遂决意将小笛杀害……’这就是检察官认定的杀人动机。预审法官也持同样见解。第二次预审的时候,预审法官频频发问:‘……你想结婚,小笛成了你结婚的障碍,是不是?’
“但是,不管小笛怎样逼着广川条太郎先生一起殉情,广川条太郎不得不把小笛杀死,所面临紧迫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呢?己经订好了结婚的日子了吗?哪儿写着呢?这些审讯记录里有记载吗?……”
高山义三律师把手放在厚厚的审讯记录上,顿了顿继续说道:“如果一定要找到小笛仇恨被告的原因,只能是被告想跟别的女人结婚。但是,当时被告的情况,只不过是有人劝他结婚,并没有确定跟谁结婚。检察官在刚才的发言中,难道不是这样说的吗?
“确实如此。(中略)因此,对于被告犯罪动机的认定,只不过是没有任何证据的推定!说是瞎猜也不过分!”
辩护律师高山义三,就像是等着自己的论证,愈显透彻似的,又故意停顿了一下。
“然而,在没有任何原因的情况下,被告就去杀人吗?大凡原因不明的杀人,只能是痴呆疯癫者所为。”
“恐怕预审法官和检察官先生,在心里也不认为,被告是因为结婚迫在眉睫,才产生了杀人动机的。他们是先得出了‘小笛是他杀’这个错误的结论,然后推定:被告为杀人凶手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是依据原因推断出结论,而是依据结果寻找原因。
“因此,关于第一个争论点,即犯罪动机这个争论点,我作为辩护人,没有必要说得更多了。对预审法官和检察官所谓‘由于被告想结婚,就接受小笛的嘱托,把小笛勒死’这种没有任何证据的牵强附会的见解,我相信,法庭只会付之一笑。
“下面,在论及小笛死因之前,我要首先指出的是,在另外三个人——即千岁和另外两个幼女的死因问题上,预审法官和检察官的见解,是多么的武断。
“首先,预审法官和检察官认为:广川条太郎先生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杀死了千岁和另外两个幼女。这完全是假想,也只能说是假想,是一种大胆的……不,应该说是一种粗暴的假想!
“这种谬论的根据,到底是什么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预审法官这样认为,对小笛遗书的曲解是主要原因,这是不难想象的。听了刚才检察官的发言,我发现检察官的见解,跟预审法官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既然小笛在遗书里写了‘千岁就拜托给您了’这句话,小笛就没有杀害千岁的意思,既然小笛没有杀害千岁的意思,杀害千岁的就一定是广川条太郎先生。多么荒唐无稽的三段论法呀!从这个荒唐的三段论法出发,很随便地想定广川杀害千岁,是为了掩盖罪行。
“关于大月家的两个幼女,几乎是用同样荒唐的三段论法。既然小笛的遗书里,没有写着要把两个幼女杀死,那么,杀死两个幼女的人,就不可能是平松小笛,既然不是小笛,就一定是广川条太郎了。这种完全相同的、异想天开的臆测,与其说是冒险,倒不如说是胡闹!
“我们假设:广川条太郎就是凶手,请注意,仅仅是假设,他杀死三个小女孩,为什么就能掩盖罪行呢?
“敢问检察官先生,在这个事件里,知道广川条太郎先生当夜在平松小笛家过夜的,只有那三个小女孩吗?
“仅在审讯记录和证人证词,就可以看到,广川先生那天在小笛家过夜的事情,大月夫妇知道、大月正一知道、福田芳也知道。此外,小笛的邻居里边,还应该有更多的人知道。为了掩盖罪行,就得把这些人都杀了,杀得过来吗?对于这一点,我们假设的凶手——广川条太郎先生,难道不是比任何人都清楚吗?
“也许会有人说,杀死三个小女孩,至少会延迟凶手被发觉的时间。对这种观点,本辩护律师不能苟同。如果是为了延迟被发觉的时间,广川条太郎为什么不远走髙飞,反而等着警察来抓——不,反而特意跑到京都,来自投罗网呢?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如果同意预审法官和检察官的上述见解,我们在得到‘广川条太郎先生是为了掩盖罪行,而杀害了三个女孩子’的结论的同时,同样可以由于‘广川先生特意奔赴杀人现场’,得出‘这就是广川条太郎先生无罪的证据’的结论。难道不是这样吗?
“还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证据,预审法官和检察官的认定,也是谬误百出,现特指摘如下:
“预审法官和检察官认为:因为广川条太郎先生的名片,散落在千岁尸体旁边,因此可以断定,是广川条太郎杀害了千岁。把名片作为判断凶手的重要资料,应该说是所谓的认识不足。
“让我们先来看看,预审法官的勘验报告里的附图四和附图三。从这两张附图,我们可以看到,不用说名片,就连千岁的尸体,都几乎全部被盖在被子下面。
“按照检察官的见解,广川条太郎把千岁的尸体,拖到那个四张半榻榻米大小的房间的时候,天已经亮了。如附图三所示,几张白色的名片,掉在藏蓝色的褥子上,看不见是不可能的。而且,检察官认为,千岁尸体上的被子,是广川先生给盖上的,那就更没有理由看不见了。”
高山义三律师的辩护,一点一点地,将检察官筑起的城墙拆毁。
“在这个世界上,有为了表明自己是凶手,而把自己的名片放在现场的,如此大胆、痴呆、盲目的罪犯吗?我认为是没有的。把附图三和附图四对照一下,就可以明白,那几张名片,不是不小心掉在那里的,而是故意摆放在那里的。”
听到这里,审判长橘川拿起铅笔,在纸上写了些什么。
髙山律师突然放慢了语速,缓缓说道:“那么,是广川条太郎先生把名片摆放在那里之后,才回到神户的吗?诸位完全没有必要,作这种毫无价值的思考。”
旁听席传来隐隐约约的窃笑声。
“也许有人会说:很可能是广川条太郎先生,利用了人们一般认为,凶手不会把自己的名片,丢在现场的心理,故意把自己和友人的名片,扔在案发现场的,这是广川条太郎先生的计谋。在这些审讯记录里面,也不时可以看到这样的质问。人的想象力,怎么这么丰富啊!叫我怎么说好呢?……这是一种脱离现实的、不合理的,而且毫无意义的看法,对此我只能仰天长叹。
“说到计谋,不用说,什么都不要留在现场,才是最自然的,最巧妙的,成功率最高的计谋。聪明一点的人——不,哪怕是不怎么聪明的人,都会这样做的。
“而且,广川条太郎先生的名片,夹在上衣的内兜里,从装着二十多张名片的名片夹里,只掉出来五张,叫人难以想象。
“根据我们日常生活的体验,上衣内兜一般比较窄,名片夹不可能横过来。名片夹里的名片,就算能露出一部分来,也掉不出来,更不要说掉出五张来。名片跟名片夹一起,掉出来的可能性是有的,但如前所述,当事人肯定会注意到。注意到名片夹掉出来以后,只把名片夹捡起来,把名片留下,不管怎么说,都是说不通的。
“还有,既然广川条太郎先生已经穿好了西服上衣,裤子也应该是穿着的。他穿得整整齐齐的,半夜里他假装找千岁求欢,不是很奇怪的行为吗?
“那么,究竟出于什么目的,又有什么必要,把千岁的尸体,从三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的蚊帐里拖出来呢?这个问题也无法解释。
“关于这一点,我想谈谈小笛遗书里的字句。
“检察官说:遗书是最后意志的决定,并且认为,小笛的三封遗书,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写成的。
“那么,如果说‘千岁就拜托给您了’,是小笛的最后意志,决定不杀千岁。但是,‘你就把千岁杀了吧’,也是小笛的最后意志,可以认为,是再次确认吗?关于这个问题,检察官没有言及。我认为,这个问题需要认真加以讨论。
“按照检察官的见解,这两句互相矛盾的话,是解释不清楚的。‘千岁就拜托给您了’见于第十五号物证,‘你就把千岁杀了吧’见于第十六号物证。这两封遗书,应该不是同一时间写的。关于这一点,后面我谈到小笛死因的时候,将详细予以说明。
“总而言之,仅仅根据‘千岁就拜托给您了’这句话,就断定小笛没有杀害千岁的念头,又仅仅根据‘你就把千岁杀了吧’,就断定是广川条太郎杀害了千岁,我以为这都是极为不妥当的判断。
“而至于指控‘广川条太郎先生杀死大月家两个小孩’的证据,到底在哪里呢?
“检察官说,小笛的遗书里面,没有写着要把大月家的两个孩子杀了。确实没有写着,但这不能成为广川条太郎先生杀害了那两个孩子的证据!不幸的是,根据某学者的错误鉴定,那两个孩子死的时候,广川条太郎先生应该在现场。在这里,我要强调指出:那个鉴定是完全错误的,四个人死亡的时候,广川先生绝对不在现场!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讲到法医学说明的时候,将详细地加以解释。检察官的根据,就是这个从根本上来看,就是错误的鉴定,这是叫人感到万分遗憾的事情。
“还有,应该成为广川条太郎先生不会杀害那两个孩子的旁证的材料,检察官却没有提及。根据神户X信托银行的X本经理的证词,广川条太郎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特别喜欢孩子。心地善良而又特别喜欢孩子的广川条太郎先生,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残酷地绞杀两个幼儿呢?这个问题,希望当庭各位法官的髙度重视。
“总之一句话,不用说从状况上来分析,就是从证据上来看,三个女孩子也不是广川条太郎先生杀死的。那么,那三个女孩子是谁杀死的呢?
“我可以非常明了地回答这个问题。我敢断言,杀死那三个女孩子的,不是别人,就是平松小笛!”
“证据呢?……”
“不用多加解释,关于这个事件的一切记录,一切人证、物证,都可以明明白白地证明:平松小笛才是真正的罪犯!
“首先,在关于这个事件的记录中,有跟平松小笛关系最好的福田芳的证词。据福田芳说:‘最近小笛非常悲观。千岁身体病弱,特别担心自己的将来。孤儿寡母无依无靠,还不如死了好。特别是今年五月以来,死,几乎成了小笛的口头禅。平松小笛还说,死的时候不想一个人去死,要拉着千岁一起死。(中略)小
笛几乎每天都到我家来,事件发生的那个月,几乎没有一次,不说到死这个话题。’福田芳还说:‘小笛母女两个人去神户那天的早晨,千岁来我家取我答应借给小笛的十日元时对我说:“阿姨,我妈净说那些叫人害怕的话。昨晚还说什么‘要跟我一起死’。我可不想死。”’”
“另外,证人森田友一,也有同样的证词。
“这些情况,检察官也是心知肚明的,所以他一再强调:平松小笛改变了杀死千岁的主意。但是,改变了主意这种解释,不是太牵强了吗?
“须知千岁对福田芳说‘觉得小笛可怕’的时候,距事件发生仅有三天!检察官认为,小笛的遗书,是小笛最后的意志,而遗书上明明白白写着:‘你就把千岁杀了吧。’总之,小笛是希望千岁死。所谓到最后小笛的意志改变了,依据究竟是什么呢?
“检察官说,小笛想到了跟广川一起殉情,就放弃了杀死千岁的念头。这种解释也太皮相了吧!对不起,我只能说检察官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中略)
“下面再说说那两个幼儿,被卷入事件的问题。我认为,这是小笛极度的歇斯底里,造成了祸及他人的恶果。平松小笛对孩子,有一种病态的爱恋,这可以从对千岁的病态爱恋中看出。非常不幸,这种病态的爱恋,是极端利己主义的。两个幼儿之死,是小笛这种极端利己的病态的爱恋,在决意自杀的非常时期,偶然发生的悲剧。
“平松小笛这种罪犯——我敢当面指着小笛称其为罪犯——有一种总是要钻牛角尖的变态心理,往往表现出超出常理的残酷:穷凶极恶、不可理喻。这样的罪犯,在犯罪史上屡见不鲜,用犯罪心理学,也很容易解释。(中略)
“检察官认为,两个幼儿如果是平松小笛杀害的,应该留下爱极不舍的痕迹,这是不合情理的。在各种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小笛是一个比男人还厉害的女人,粗野,变态,性格乖庚,如果小笛在杀死两个幼儿的时候,温柔地留下所谓‘爱极不舍’的痕迹,反而是极不自然的。
“关于平松小笛的性格,证人的证词非常清楚。(中略)这其间应该注意的地方还有一个:根据千岁的同学的证词,千岁曾说:‘我要是死的话,一定要拉上两个孩子一起死。’”
陪审法官在纸上写了几个字,递给审判长,审判长看后轻轻地点了点头。
高山律师继续说道:“这些记录和证词告诉我们:平松小笛一家,经常谈论死亡,这种悲观厌世的话题,而且说过要是死,就拉上大月家的两个孩子一起死。有时候是随便说说,有时候又很认真。
“把以上各点综合起来,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真正的罪犯,就是死了的平松小笛,三个女孩子悲惨地死于小笛之手,这是自然而明了的事实。
“现在该说说广川条太郎先生,写在记事本上那些文字了。按照检察官的说法,广川条太郎先生跟小笛约好,一起殉情的时候,并没有杀害千岁的打算。检察官认为,广川条太郎先生所说的‘断送二人性命’中的二人,指的是平松小笛和广川条太郎先生二人。
“‘小生无德,断送二人性命。’怎么能说,指的是广川条太郎先生自己的性命呢?分明指的是别人的性命嘛!
“广川条太郎先生所说的‘二人’,明明白白指的是小笛和千岁二人!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情了!
“还有,检察官认为:广川条太郎先生在记事本上写的‘万一听到孩儿死去讣闻……’,跟小笛在遗书里写的‘地址放在这里,给广川家打个电报……’,两相是吻合的。但是,写着广川家地址的,是很久以前,广川条太郎先生的父亲,给广川条太郎先生寄信的时候,所使用的信封,已经破烂不堪,把这个信封跟最近写的遗书,并排放在桌子上,这不是荒谬绝伦吗?
“难道这也是广川条太郎先生的计谋吗?如果连这个都是的话,广川条太郎先生可当真成了犯罪的大天才了!还有检察官刚才说过的‘雕虫小技’,怎么样,简直滑稽透顶了吧?”
充满了紧张气氛的旁听席上传来一阵笑声。高山律师的辩护仍然在继续。
“第一,广川条太郎先生的‘惊闻逦耗之感想’,是听到小笛等人死亡的消息以后写的。关于这一点,没有争论的余地。
“有人认为,这段话是广川条太郎先生,为了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故意加上去的,并故意写了日期。若是这样的话,被认为跟平松小笛―起,写了遗书的广川条太郎先生,不但不把写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的所谓遗书毁掉,反而要加上一笔,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时,只见审判长拿起铅笔,默默地在纸上写了些什么。
“如果不是翻过来倒过去地,作不合理的生硬解释,这种极不可解的、不可思议的矛盾,是不会产生的。我们应该直接地、正确地看待,广川条太郎先生写在记事本上的文字。正如广川条太郎先生所陈述的那样:他在得知平松小笛等自杀的消息之后,对自己跟小笛的丑陋关系,将在报上披露感到羞耻,对小笛的自杀感到,自己负有道德上的责任,悲观,怜悯,烦闷,心情复杂到极点,所以,他才写下了那些文字。如果我们大家都能这样直率地看问题,就不会感到有任何不自然了,也不会留下任何问题。
“对广川条太郎先生的记事本的鉴定报告中说道:在写‘惊闻噩耗之感想’这句话的地点,跟写另外两段文字的场所不同。而广川条太郎先生的供述是:在疾驰的列车行驶到住吉一带的时候,自己写下了‘惊闻噩耗之感想’。又过了一段时间,当列车行驶到大阪的时候,写下了另外两段文字。疾驰的列车经常晃动,同为列车上所写的文字,看上去好像是在不同场所写的,这是很自然的。广川条太郎先生的供述,跟鉴定没有任何矛盾。
“下面说到广川条太郎先生写给大月夫妇的信。检察官说,这是因为觉得,正在为两个孩子担心的大月夫妇太可怜,良心发现,就暗示两个幼儿的尸体,就在小笛家里。这就奇怪了,在这之前,检察官还说:被告广川条太郎杀害了三个女孩之后,不择手段地掩盖罪行,或者延迟罪行被发觉的时间,怎么仅仅过了一天,就写信把陈列着种种犯罪证据的现场,告诉给大月夫妇了呢?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的。反之,如果把这封信,看做广川条太郎先生无罪的证明,倒是十分妥当。
“在这封信里,有‘进家看看有没有留言条’这样的话,这句话被指暗示小笛的遗书,真是荒唐无稽,牵强附会。须知留言条暗示的遗书上,盖着广川条太郎先生的印章,还有‘你就把千岁杀了吧’这样的文字。如果广川条太郎先生是凶手的话,这不等于说‘请您去看看我的杀人证据’吗?这实在太不符合逻辑了吧?”
髙山律师的辩护,把关于事件的一切证据,都是双刃剑、两面盾的性质揭示出来。检察官力主有罪的证据,都变成了无罪的证据。一件又一件,具有讽刺意味地暴露了出来。
“还有,检察官认为:广川条太郎先生在信中写的‘去福田家问问’,暗示小笛的遗书有两封,是写给福田的。广川条太郎先生是个杀人狂吗?有必要作这种暗示吗?……广川条太郎先生要是那么了解遗书的内容,事件发生之前就把遗书撕了,烧了,不是很容易做到吗?……
“小笛在家的时候,也在大门上挂着锁,出门的时候留个字条,或者跟福田太太说一声就走,是常有的事,邻居们都是知道的,看看有关证人的证词就会明白。
“更有甚者,检察官竟然认为:广川条太郎先生在写给大月夫妇的信里说的‘小笛也许去远方旅行了’这句话,是在嘲讽小笛已经被杀,踏上了不归之路。想象力怎么这么丰富啊?……我实在闹不懂,看了这样一封普普通通的信之后,竞然认为广川条太郎先生,是一个恶毒的犯罪虚妄症患者,一个有十几回杀人前科的恶汉!真不知道这种偏见,是从哪里产生出来的。
“太不可思议了!……如果不像这样,拿大顶看世界,哪怕稍微用平静、端正一点的心,直接领会广川条太郎先生的信的意思的话,肯定能感觉到:广川条太郎先生认真而单纯的性格。
“在写给小笛的信里,广川条太郎先生没有提到,大月家的两个孩子的事情,结果被检察官揪住不放。这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呢?当时,广川条太郎先生还没从报社记者那里,打听到平松小笛和千岁巳经死了的消息,更是做梦都没有想过,会殃及大月家的两个幼女,那个时候没有想起,向小笛打听大月家的两个孩子,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记者来过以后,广川条太郎先生匆匆忙忙上了火车,一直到京都,满脑子想的都是小笛杀了千岁,然后又自杀了,所以才在记事本上写下‘断送二人性命’,这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广川条太郎先生邀请小笛一起去洗海水浴,被检察官认为是愚弄死者。作为一个检察官,说刻薄话也应该讲究点儿分寸吧?
“根据这些记录,可知广川条太郎先生,与平松小笛之间的感情非常微妙。把他们之间的关系,单纯地归于仇敌关系,就过于简单化了,触及不到问题的本质。正是因为检察官有这样的看法,才在这个事件的审理中,屡屡出现重大误判,这不能不叫人感到万分遗憾。
“预审法官和检察官,一开始就认为广川条太郎先生,是一个狰狞、奸恶、淫邪、欺罔之徒,严重误解了广川条太郎先生的人品。这第一步的错误,导致了后来种种恶意的解释和荒谬的判断。那个应该是接受了检察官的命令作成的,关于广川条太郎先生的品行的调查报告,到底看过没有啊?调查报告中说:‘广川条太郎性格温顺,品行端正,不饮酒,不赌博,下班回家后很少外出,爱学习,好读书,邻里间口碑甚好,从不跟不良之徒来往……’总之是非常优秀,这些可以证明广川条太郎先生人品的资料,难道没有任何参考价值吗?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为什么置之不理,为什么不拿出来念给大家听听呢?”
髙山律师白热化的辩护告一段落,视线落到了被告席上的广川条太郎那里。
“以上就是我对检察官发言的反驳。”髙山律师调整了一下说话的语气,“但是,我以上的辩护,也许都是没有必要的,检察官的发言,以及关于本案的说明,也许都应该一笔勾销!”
检察官目不转睛地盯着高山律师的脸。旁听席上传来低低的咳嗽声,很快又安静下来,人们等待着从高山律师的嘴里,冲口而出的声音。
“为什么呢?因为上述议论,都是以小笛为他杀,死于二十八日凌晨三点为前提的!……”高山义三律师果然说出来了那句话,“如果现在把小笛之死认定为自杀,把她的死亡时间,认定为早晨五点半以后,即广川条太郎先生离开小笛家以后,不仅检察官的发言是没有必要的,我的辩护是没有必要的,就连开庭审判都是没有必要的!
“小笛之死绝对不是他杀!小笛是自杀!……而杀死三个女孩子的凶手,就是平松小笛!……
“小笛等人的死亡时间,是凌晨五点半以后!——这个事件断送了无辜的、前途无量的好青年广川条太郎的一生!……”高山义三律师愤怒地高调宣布道,“不但已经被关了一年半的监狱,甚至还要被送上断头台!这是一个多么可悲、可咒的恶魔剧本啊!……国家应该在广川条太郎先生面前跪下,叩头谢罪!”
滚烫的语言,以急速的语调,不断地从高山义三律师的嘴里喷涌而出。他抬起头来,用燃烧着义愤的双眼,看着审判席。法庭气氛极其紧张,旁听席上的人们,连大气都不敢出了。
髙山律师打破沉静,继续说道:“小笛不是他杀,也不是凌晨三点钟死亡的,下面我就对此予以详细说明。要想说清楚这个问题,第一要彻底解读小笛的遗书,第二要研究尸体的状况,以及二十八日清晨四点到五点半,发生在小笛家的事情的经过,第三要仔细研究法医学鉴定。
“预审法官和检察官认为:平松小笛与广川条太郎相约殉情,小笛请求广川先把她勒死。我从一开始就怀疑这种看法。小笛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很难对付的女人,相约殉情的时候,在不能确认对方是否真的会自杀的情况下,请求对方把她勒死,这可能吗?
“对于自己的将来,平松小笛已经看不到任何希望了,可是广川还是一个很有前途的青年。不过,广川可能很快就要找一个年轻的姑娘结婚了。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相约殉情,平松小笛肯定会想:如果自己自杀了,广川条太郎却不自杀,那自己不是白死了吗?总之,小笛是绝对不会轻易地先死的。只因为遗书上写了一句‘我先死’,就认为小笛先死了,这绝对是错误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请看:‘说好了死就得死,不能骗我。你就把千岁杀了吧。我先死。’作为遗书,这些话到底是说给谁听的呢?当然是说给广川条太郎先生听的。
“可是,既然要
跟广川条太郎先生殉情,这些话直接跟广川先生说不行吗?广川条太郎先生又不是聋哑人。应该当面说出来的话,为什么要写在纸上呢?……为什么要像告诉其他人那样,在遗书里写上这些话呢?
“这里边必定有其原因和意义。也就是说,平松小笛写这些话的时候,广川条太郎先生不在她的身边,所以,她才这样写,而且是为了表明说过这些话……
“还有,第十六号物证,即盖着广川条太郎先生的印章的那封遗书,是非常有意思的,不,应该说是非常奇怪的。‘条太郎’这个名字,是小笛用片假名写上去的。广川条太郎先生不是不会写字,怎么会让连汉字都不会写,只会写片假名的小笛替自己署名,自己只按一个印章呢?……这不是很奇怪吗?就平松小笛的性格而言,广川条太郎先生如果在场,不签字的话,小笛能放过他吗?
“平松小笛前往神户广川条太郎先生的住处的时候,在广川条太郎先生的房间里乱翻,广川条太郎先生的白色西服坎肩,一直挂在他自己的房间里,这些都有房东的证词。小笛从坎肩里面发现了广川条太郎先生的印章,又翻出广川条太郎先生放在房间里的稿纸,在稿纸上偷偷盖上了印章,这是非常容易判断的事情。
“如果三封遗书,都是小笛临死之前写的,不会又是用稿纸,又是用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我看到这种情况的第一印象,就是很不自然。
“作为本案重要证据之一的第十六号物证,即盖着广川条太郎先生的印章的遗书,是用稿纸写的。搜查住宅的时候,在广川条太郎先生的住处,发现了很多同样的稿纸,在平松小笛家里,却一张都没有发现。这种稿纸小笛家不用,广川条太郎先生也没有把这种稿纸,带到平松小笛家里来的必要。
“如果说广川条太郎先生在事件发生之前,只带到平松小笛家一张稿纸,也太不合常理了吧?
“我认为,第十六号物证,即盖着广川条太郎先生的印章的遗书,除了背面的文字,其余文字,都不是小笛临死之前、或数小时之前写的,而是小笛开始想到死的时候,就事先写好放在家里的。当她下决心自杀的时候,就把早就写好的遗书,拿出来放在了桌子上。
“这种主张的根据是什么呢?根据田村武雄老师的鉴定:‘第十六号物证所用纸张,由于摩擦等原因,多处纸质脆弱。’‘写正面的文字时,所用铅笔的铅笔芯较硬,跟写反面的文字时,所用铅笔不是一种铅笔’根据弘末直诚先生的鉴定:‘小笛的三封遗书,并非写于同一时间,至少第十六号物证背面的文字,写于临死之前。’
“还有,广川条太郎先生的署名,和印章以下的‘说好了死就得死,不能骗我。你就把千岁杀了吧。我先死’等字句,是临死之前加上去的。在第十五号物证里,即写给福田芳的遗书里面,写了‘把野獭的东西拿来交给千岁’这样的话,可是在第十六号物证里,又再次叮嘱‘你就把千岁杀了吧’。这种矛盾证明,三封遗书不是同时写的。如果认为是同时写的,就无法解开这个事件之谜。
“另外,遗书如果是平松小笛跟广川条太郎先生一起写的,广川先生甚至盖了印章,那么把遗书摆放在桌子上的时候,广川条太郎先生不应该不知道。如果像预审法官和检察官所认为的那样,广川条太郎先生是应平松小笛的要求,把小笛勒死的,然后为了掩盖罪行,又杀死了三个女孩子的话,唯一活下来的广川条太郎先生,是不可能把遗书留在那里的。
“也许,这也被认为是广川条太郎先生为了伪装小笛自杀,施用的计谋的话,那不等于直接承认‘人是我杀的’吗?这算什么计谋啊?……
“因此我认为:这恰恰证明,广川条太郎先生根本就不知道小笛写了遗书。
“总之,如果以平松小笛在遗书里写了‘我先死’,小笛果然先死了这个事实为依据,那么,平松小笛在遗书里写了‘说好了死就得死,不能骗我’,就认为广川条太郎先生跟小笛相约殉情;平松小笛在遗书里写了‘你就把千岁杀了吧’,就认为广川条太郎先生杀了千岁,只能叫人感到可笑,稍微有思考能力的人,都不会接受的。(中略)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平松小笛的遗书的话,那就是:非常明显,小笛的本意,跟写在遗书上的文字是相反的!”
髙山义三律师把拿在手上的、平松小笛的遗书的照片放下,停顿了片刻之后,继续辩护。
“至于穿在死者平松小笛尸体上的衣服,为什么不自然,为什么窄腰带在身后打了个结等,广川条太郎先生根本就不知道。有什么理由说,都是广川条太郎先生干的?这是毫无根据的,是仅凭乱猜,牵强附会得出的结论。
“与此相比,广川条太郎先生所陈述的,六月二十八日凌晨四点起床以后的行动,广川先生走出小笛家以后,回头看见小笛在目送他的情景,都是非常自然的,而且是有充分的证据的。
“认为广川条太郎先生将小笛绞杀以后,把小笛的尸体吊在了门楣上,是完全错误的,因为那根本就做不到!
“平松小笛尸体的头顶,距门楣只有八寸二分,而一般人的头部长约八寸。在和服腰带深深勒进下颌的情况下,门楣下面的和服腰带的长度,跟下颂底下的半圆加起来,也只有一尺四寸二分,而且这个长度,是重达十三贯以上的小笛的尸体,悬挂了六十一个小时后,被拉长了的长度。腰带本身被拉长,打结的部分也会被拉长。
“根据我的实验,被拉长的部分有四寸到六寸,那么我们取中间值,设被拉长的部分为五寸。一尺四寸二分减去五寸,等于九寸二分,这就是最初用和服腰带,做成的绳套的长度。
“请问,有人能把一具死尸抱起来,把死尸的头塞进这么小的绳套里去吗?
“这是一件即便说不可能,也不过分的大难事。尸体竖着,是绝对塞不进去的。就算能把尸体横过来,男尸的头也许还能勉强塞进去,女尸的头因为有头发,是绝对塞不进去的。”
审判长向前探着上半身,非常认真地听着。高山义三律师抑制着满腔的愤懑,继续进行着辩护。
“不仅如此,就算能把死尸的头部,塞进绳套里面去,门楣的髙度是五尺七寸,把小笛尸体的头部,塞进门楣下那个九寸二分的绳套里,就广川条太郎先生的身高而言,是不需要台子的。
“假定广川条太郎先生需要台子,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在枣形的火盆上,搭上一块案板,如此不安定的台子,抱着重达十三贯多的平松小笛的尸体站上去,也是一件即便说不可能,也不过分的大难事。
“火盆和案板,绝对不适合做广川条太郎先生需要的台子,不仅如此,火盆正好夹在小笛的两脚之间,跟吊着小笛的和服腰带垂直,没有一点不自然。如果是广川条太郎先生抱着小笛站上去的话,火盆是不应该跟吊着平松小笛的和服腰带垂直的。
“也许有人会问:如果火盆是广川条太郎先生把小笛吊上去以后,再故意摆放在小笛两脚之间的呢?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尸体的朝向,脚的位置,火盆的位置,特别是搭在案板上的、平松小笛的衣服下摆,都是非常自然的,别人是摆放不成那样的。”
审判长把平松小笛吊死状态的照片拿起来,一边给陪审法官看,一边小声跟他说着什么。髙山律师的辩护还在继续。
“正如矢野利春医师的鉴定报告中所记载的那样:平松小笛把案板搭在火盆上,然后站上去,再把头伸进紧挨着门楣的、用和服腰带做的绳套里,由于绳套离门楣太近,头一旦伸进去,就很难退出来。小笛的两脚,虽然都踩在榻榻米和门植上,但重心跟绳套保持一致,这种姿势是别人摆不出来的。
“我对平松小笛把案板搭在火盆上做台子,这一点很感兴趣。如果广川条太郎先生需要台子,应该找一个稳定性强的。旁边就有一个矮桌,拉过来就可以用,为什么非要把火盆搬过来,还要特意跑到厨房去,把案板拿来呢?
“这个问题,关系到男、女不同的心理。小笛自缢的时候,用案板和火盆搭台子,完全符合女性心理,因为她每天都在跟案板打交道。她的行动,自然到叫我们发笑的程度。
“由此可见,平松小笛尸体悬吊的状况,是彻头彻尾的小笛自缢的证据,也是广川条太郎先生根本就不知道,平松小笛自杀的证据。”
高山义三律师粗犷有力的声音,一字一句地刻在人们心上。旁听席上,广川条太郎的父亲,默默地用手指抹掉感激的眼泪。
“下面我要作一些法医学方面的说明。说明之前,有一个问题不能不搞清楚,那就是检察官认为:平松小笛没有理由恨广川条太郎先生,所以,完全没有必要陷害广川条太郎先生。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有必要深入而慎重地加以探讨。错误而皮相的观察,将导致非常荒唐的结果。
“一般来说,女人的爱情,都是利己主义的,当她的爱情得不到满足的时候,爱情很容易转化为憎恨。本来是她热烈地爱着的男人,因为爱情得不到满足,就诅咒那个男人,骚扰那个男人,甚至向那个男人采取复仇的行动,这是很常见的。失恋的女人,在自己深爱的男人家门口自缢,已经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了。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时候女人的行为,看上去是憎恨,而实质上是爱。
“平松小笛的爱情,是极端利己主义的,这我已经重申过多次了。当时,小笛面临两种选择:一是从广川条太郎先生那里拿一笔钱,跟广川条太郎先生彻底分手;二是强迫广川条太郎先生跟她一起殉情。事件发生之前,两者必择其一的选择,己经非常紧迫了。这在记录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中略)
“但是,平松小笛爱广川条太郎先生爱得很深,当面跟广川条太郎先生要一大笔钱,她觉得说不出口,而且拿到钱就彻底分手,对于平松小笛来说,也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
“于是,平松小笛想到了殉情。可是她心里很明白,广川条太郎先生是不会同意的。在这种情况下,小笛打算杀死广川条太郎先生以后,自己再自杀,并且写好了遗书。然而事到临头,由于对广川条太郎先生爱得很深,在广川条太郎先生熟睡的时候,她下不去手。
“还有一点尤其应该注意:那就是:平松小笛对自己,能够拥有广川条太郎先生这样一个情人,感到非常自豪。她多次对她的亲生儿子森田友一,和她最好的朋友福田太太说:一个女人拥有一个年轻的情人,说明这个女人是有价值的。她总是以广川条太郎先生的情人自居,并且毫不隐讳自己的生活,是靠着广川条太郎先生支撑的。
“在平松小笛的内心深处,被人们知道了,是她杀死了广川条太郎先生以后又自杀的,是她的虚荣心所不能允许的。无论如何,也要让人们认为,广川条太郎先生是情愿跟她殉情的,于是她写好遗书,伺机杀死广川条太郎先生以后,自己再行自杀,但是一直到最后,她也下不了手……
“具有异常性格的平松小笛,这种烦恼,不知道持续了多久。悲剧结局终于到来了。
“二十八日早晨,当广川条太郎先生离开平松小笛家的时候,小笛跟他要钱,广川条太郎先生没给。但是,平松小笛却知道,广川条太郎先生身上有钱。看着广川条太郎先生渐渐远去的背影,小笛知道,这个情人的身体和心,都离自己越来越远了。
“医生说千岁的寿命不会太长了,小笛跟亲生儿子又合不来,欠债越来越多,现在住的房子,因为总是欠房租,面临被赶出去的窘境。就这样,看不到任何希望、本来就有歇斯底里的毛病的平松小笛,很容易想到自杀,并且会拉上千岁一起死。
“我们接下来应该考虑的是:平松小笛想到自杀的时候,为什么要拉上千岁呢?小笛那时候是怎样一种心境呢?在小笛生命最后一个瞬间,留在她心里的东西是什么呢?……
“无法形容的孤寂感,以及对广川条太郎先生的留恋,以一种令人恐惧的力量,狠狠击打着平松小笛的心灵。
“对平松小笛刺激最大的是:广川条太郎先生将活下去,最终还要跟一个年轻的女人结婚,过上幸福的日子。无法忍受的嫉妒和留恋,在一瞬间转化为怨恨,她把千岁勒死,利用以前写好的遗书,把现场伪装成广川条太郎先生,跟她相约殉情,中途后悔的样子以后,自缢身亡。”
髙山律师分析完平松小笛的作案心理,开始探讨在这个事件的审理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法医学鉴定问题。对于全国有名的大学里的最高权威们的鉴定,髙山律师是怎样评价的呢?
“法医学者们的鉴定,从根本上来说,对于这个案件的审理,起着主要作用。我听说最早看到平松小笛尸体的警察,当时认为是小笛是自杀,但是鉴定结果是他杀,于是本案就开始按照他杀,进行侦破和审讯,致使广川条太郎先生成了犯罪嫌
疑人。
“这个经过的真假,我不是很清楚,不过,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可以说:小南教授的鉴定,对起诉广川条太郎先生起了巨大作用。其实,不管这个经过的真假如何,起诉广川条太郎先生的依据,除了小南教授的鉴定之外,请问还有别的吗?
“但是,起了如此巨大作用的鉴定的主要对象——平松小笛和另外几具尸体,死后在炎热的夏天,被放置了数十小时才被发现,这是应该首先引起注意的。
“就连小南教授,都在鉴定报告的第七十六条指出:‘一般而言,平松小笛等人的尸体腐败情况严重,(中略)判断实情几乎是不可能的。’
“尸体严重腐败的事实,作为本案之根本的鉴定,对广川条太郎先生是有利的,同时又是不利的。遗憾的是,具有决定性的材料,对于判定广川条太郎先生有罪明显不足,这是无可否认的。
“有关本案的所有鉴定,都是我国屈指可数的专家做的,但是,仍然出现了叫人感到非常遗憾的情况。”
高山义三律师首先指出,小南教授的鉴定,一直被公诉方所相信,但是,小南教授的鉴定结果,是很不完全的。
“对这个缺乏必要证据的事件来说,鉴定材料无论多不完全,也会成为断定一个人有罪的有力参考资料。特别是在广川条太郎先生,被怀疑的基础上,再加上他杀的鉴定结果,就把广川条太郎先生推上了被告席。下面,我就把我对鉴定材料的意见说一下,供各位参考。
“我已经根据鉴定之外的其他理由,详细地说明了平松小笛之死是自杀。如果从法医学的角度,加以说明的话,三田博士的见解最为恰当,最为可信。三田博士认为:平松小笛在自杀的时候,(中略)小笛的身体发生痉挛,脚踏在榻榻米和门槛上,身体向上跳跃,和服腰带勒在脖颈下部,致使平松小笛窒息死亡。随后身体下滑,滑到脖颈上部,下颌下边,小笛就那样一直吊在门楣下边了。
“在髙山博士的鉴定报告末尾第十一条里,有三个跟三田博士的意见相反的要点,第一个,是两道勒痕之间的皮肤没有变化,对此,三田博士认为:当和服腰带从脖颈下部,向脖颈上部滑动的时候,皮肤不一定被擦伤,甚至可以说,两道勒痕之间的皮肤,没有留下擦伤的痕迹是很正常,很自然的。
“就算有擦伤,也不会有留下非常明显的痕迹,而且验尸的时候,尸体严重腐败,也许已经看不出来了。
“髙山博士的意见,特别叫人难以同意的是:首先,他一方面认为,小笛脖颈下部勒痕,为被绞杀时形成,绞杀特有的、围绕脖颈一圈的勒痕没有留下,是因为皮肤腐败消失了;一方面又认为:如果自缢用的和服腰带,用下部勒痕滑向上部勒痕的话,应该留下轻微的痕迹。我认为这在理论上,是非常不妥当的,是前后矛盾的。而且,髙山博士认为勒痕消失的部分,与留下了勒痕的部分,对比十分鲜明,只能说明,那不是绞杀形成,而是自缢形成。再考虑到两条勒痕的间隔,只有二十毫米,也就是六分六厘,没有留下痕迹,应该属于正常现象,髙山博士的意见就更难叫人首肯了。
“其次,高山博士认为:上部勒痕没有生体反应,而下部勒痕有显著的皮下出血,因此,下部勒痕为生前形成,即被人勒死时形成的,上部勒痕是死后,被吊起来以后形成的。而按照三田博士的解释,和服腰带先勒在下部勒痕处,压迫颈部,使平松小笛处于不省人事的状态,随后由于身体痉挛,和服腰带滑至上部勒痕处,小笛窒息而死。最初和服腰带勒在下部勒痕处,对皮下血管造成损伤,滑至上部勒痕处之后,由于和服腰带比较柔软,而下颌处肌肉也比较柔软,所以,没有造成明显外伤。但是,和服腰带滑至上部勒痕处之后,由于平松小笛还没有完全死亡,心脏依然在跳动,所以,下部勒痕处被损伤的皮下血管,仍然会继续出血,形成明显淤血。
“然而,和服腰带一直勒在上部勒痕处,皮肤一直受到压迫,即使对皮下血管造成了损伤,血液也渗不出来,所以看不出皮下游血。
“一般认为,用比较柔软的带子紧勒颈部,造成死亡之后,看不到皮下淤血的情况是很多的,这可以证明我的主张是合理的。
“小南和高山两位博士,根据皮下是否淤血,立刻断定下部勒痕为生前形成,上部勒痕为死后形成,我对此当然表示怀疑。我只能不客气地说,他们的结论下得太早了。
“还有,高山博士依据下部勒痕的、所谓‘一百二十度的角度’,由此断定平松小笛不是自缢,而是被人绞杀。我认为这是他过于拘泥于‘角度’二字的原意,没有正确理解‘角度’这两个字的意思的结果。
“我们看了被吊在门楣上的小笛的照片,和有关附图,就会明白:所谓的一百二十度的‘角度’,并没有任何几何学上的意义。换句话说,这里所谓‘角度’的意思,就是脖颈下部的勒痕,由脖颈前缓缓向后上方延伸的意思。
“三田博士特别重视这一点。在三田博士的鉴定报告里面,有这样一段话:鉴定人小南的记述中说:‘小笛脖颈下部勒痕,从正中向后上方延伸,形成一个一百二十度的角度。’但是,根据附图和记述的文字,恰当的说法应该是:‘勒痕向两侧展开,角度约为一百二十度。’
“三田博士这段话很重要。一般在圆柱形的物体上,横着画一条线,不会有明显的角度,只能是一个U字形。
“如果是这样的话,综合小南博士的验尸报告中所说的‘脖颈后没有勒痕,脖颈两侧勒痕明显’,以及‘下颌两侧以下三公分,有两条不完全平行的勒痕’等情况,平松小笛颈上勒痕的所谓‘角度’,不正是自缢留下的吗?
“我认为,本案中,小笛死后留下的勒痕,出现在跟固定和服腰带的门楣相反的一侧,颈部前面的勒痕明显,左右渐次模糊,以及颈部前面较低,两侧微向上方延伸等,小南博士的验尸结果,恰恰跟自缢常见的情况是一致的。(中略)
“明确了这一点之后,再来看看高山博士的鉴定。高山博士的鉴定报告里,有一张附图,在这张附图里面,小笛脖颈下部勒痕两头,被画上了延长线,两条延长线竟然是交叉在一起的。这种做法,虽然可以最大限度地确定平松小笛的死因,但遗憾的是,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
“为什么这样说呢?高山博士根据一百二十度的角度,来推定绞杀的方法,认为凶手骑在受害者身上,用绳索套住受害者的脖子,用力往后勒,将受害者绞杀。但是,本案认定广川条太郎先生,是受小笛委托,将其勒死的,即受嘱托杀人,这样的话,高山博士的说法就太不自然了。
“当然,我在这里说的不自然,是一种近乎不可能的不自然。请设想一下,如果凶手骑在受害者身上,以一百二十度的角度,用绳索套住受害者的膀颈,然后抓住绳索的两端,将其勒死,可是到底怎么抓住绳索,又怎么用力呢?这种很难用力的姿势,不可能在小笛脖颈的下部,留下一条那么显著的勒痕。
“在受嘱托杀人的情况下,怎么会采取这种极不自然的方法呢?鉴定人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设想了各种各样的场面,推定为他杀。但是,本案已经被定性为受嘱托杀人,鉴定人并不知道。在不知道本案定性的情况下,鉴定人也无可奈何,所以,鉴定人找出的理由,和设想的场面,对于我们来说,一点用处都没有。
“还有,在几个鉴定人员中,还有根据平松小笛的姿势,来否定小笛是自杀的。我认为,即便是鉴定人,这种说法也属于不自量力。作为一个学者,您到底见过多少自缢身亡的场面呢?还有,德国学者是怎么统计的我不知道,至少日本人自缢的时候,有日本人特有的姿势。首先是房子的构造,日本跟德国不同,还有日本人的风俗习惯和道德标准等,对自杀者的心理,也有重大影响。总之,日本人应该有日本人特有的自杀姿势,不能跟德国人相提并论。国内己经有研究者对这种情况做过研究了。
“关于这一点,我对中田博士的鉴定感到遗憾。在中田博士的鉴定中,可以看出,他对平松小笛之死是他杀,也表示了怀疑,但是,他仅仅从小笛死后的姿势,就盲目断定:这种姿势,不可能形成那么显著的勒痕,并由此断定,平松小笛之死为他杀。根据有着丰富的实际经验、见过许多自缢身亡实例的矢野利春医师的说明,我们只能说,中田博士的说法是错误的。
“对各位专家的鉴定,作了如上分析之后,可见三田博士的自杀说,是最为妥当的。至于另外几位的他杀说,我只能遗憾地说:不能令人信服。
“接下来我还想说说,根据食物的消化程度,来判定作案时间的问题。”高山义三律师精神饱满地侃侃大谈着。
“本来,根据各位博士的鉴定,我们可以知道,就目前法医学的水平而言,食物离开胃袋的时间,为进食后二至五个小时,这是有定论的。但是,食物离开胃袋以后,通过小肠,到底需要多长时间,目前还没有定论。
“然而,预审法官和检察官,把小南博士的所谓‘进食后九小时死亡’的独断的假想,作为不可撼动的科学依据,先把平松小笛等人吃晚饭的时间,定为晚上七点,再认定小笛等人死于次日凌晨三点,而凌晨三点,广川条太郎先生还在小笛家里,然后得出:广川条太郎先生跟这个事件,就不可能没有关系的结论,最后,作为给广川条太郎先生定罪的重要根据。这样做,实在叫人感到遗憾之至。”
高山义三律师从犀利地剖析法医学学者们的鉴定入手,步步推进。他的辩护,字字句句热得烫人。他气势高涨,充满了必胜的信念。法庭上的每个人,都在屏住呼吸静听。
“法医学的鉴定,是一种间接证据,如果作为有罪或者无罪的根据,必须采用在科学上有定论的、不能有任何误差的鉴定!”髙山义三律师大声说道。他的辩护还在继续。
“本案鉴定人中,就连坚持他杀说的中田、髙山两位博士,也认为根据食物消化程度,来推定死亡时间是困难的。高山博士说:‘推定的准确性,由于具体情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有时候可以准确地推定,有时候只能大体推定。’中田博士说:‘根据食物的消化程度,准确断定死者为进食后,多长时间死亡,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作一个大致的推测。’平松小笛等人的死亡时间,可以说是进食后九小时,也可以说是十小时、甚至十一小时。三田博士则认为:‘根据食物消化的程度,推测进食后的时间,可以推测出一个大概,但不可能得出准确的结论。’
“不用看三田博士的鉴定,只看中田博士一个人的鉴定,我们也可以断言:小南博士所谓‘进食后九小时死亡’的说法,也不能被认为是科学的定论。
“因此,这种尚不能称为科学定论的东西,不管小南博士的鉴定,说得多么肯定,也不能用来作为判断广川条太郎先生有罪的依据。
“然而,今天检察官竞以小南博士的鉴定,作为判处广川条太郎先生死刑的重要依据,除了让人吃惊,还能有别的吗!”
髙山义三律师那口沫横飞的辩护,犹如一把削铁如泥的利剑,在法庭内上下翻飞,人们紧张得连大气都不敢出,眼睛盯着高山律师的一举一动,耳朵听着高山律师的一字一句。审判长深深地坐在椅子里,两个陪审法官,双手支撑在桌子上,向前探着身子,都在侧耳倾听。
“总而言之,我只能遗憾地说:检察官对于本案,长达两个半小时的总结性发言中,判定被告有罪的理论上的根据,都是非常薄弱的。
“即:第一,从广川条太郎先生的婚事受到妨害,到以受矚托杀人的方式,将平松小笛绞杀的过程中,看不到任何非把小笛杀死不可的紧迫形势;
“第二,假设广川条太郎先生是受了平松小笛的嘱托,跟小笛自杀有关,其后为掩盖罪行,丝毫没有将另外三个女孩子杀死的必要性。
“第三,即便根据平松小笛的遗书,就怀疑广川条太郎先生跟小笛之死有关,从遗书被摆放在桌子上、遗书上的语句,以及使用的不是一种铅笔,不是写于同一时间等情况来分析,说是一个浅薄的女人的诡计,却是很自然的。
“第四,本案起诉的唯一根据,也就是法医学鉴定,只不过是小南博士的一己之见,绝对不是什么可靠的证据,这是一目了然的事情。
“从检察官的发言中,我们能够感觉到的东西,也就是广川条太郎先生,或许会被怀疑为凶手。没有想到,广川条太郎先生一直被关到现在,而且还要被处以死刑,这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
“另外,我还要说说六月二十八日,广川条太郎先生回到神户以后的情况。
“关于这个问题,在检察官今天的发言中,说什么‘作了大案的凶手行凶以后,往往表现出极度的平静’,这样的例子他见过很多。的确,我也见过这样的凶手。但
是关于广川条太郎先生的表现,我要特别深入地加以分析,希望各位法官,对我的分析予以考虑。
“根据广川条太郎先生所在公司的经理的证词,六月二十八日——也就是广川条太郎先生离开京都小笛家,回到神户那天,正好是公司的股东总会的前一天。在非常繁忙的情况下,经理就是否应该把广川条太郎先生,写的报告中的‘呈现活跃之观’改成‘呈现活跃之感’的问题,跟广川条太郎先生,展开了长时间的热烈讨论。
“如果广川条太郎先生,是一个杀了四个人的凶手的话,能平静到如此自然的程度吗?在杀人之后,假装平静的情况下,能够为在报告里用‘观’字还是用‘感’字,而跟经理据理力争,乃至在经理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吗?
“特别是公司食堂做饭的大娘的证词,更引起我的深思:二十九日晚上,广川条太郎先生在神户的元町大街,碰上了大娘的女儿。广川条太郎先生让她转告大娘,把每个月底,公司都要举行的宴会推迟一天,跟为公司里某个职员举行的欢送宴会,合并在一起举行。广川条太郎先生虽然是负责公司食堂的会计,但如果是刚刚杀了人,还顾得上管这种事吗?
“还有,据广川条太郎先生的房东泉先生的证词,六月的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广川条太郎先生每天,都跟泉先生练习英语会话,跟平时相比没有任何变化。特别是二十八日晚上,记忆力跟平时一样好。
“倘若广川条太郎先生真的犯了如此大罪,他随后三天的表现,岂能如此正常、如此自然?检察官所谓‘装出来’的解释,如何服人?
“这些间接的证据,看起来都是小事,但是我觉得,越琢磨就越有滋味。本来我是主张,以犯罪证据不充分,来为广川条太郎先生作无罪辩护的,说到这里我要向前跨一步,广川条太郎先生之无罪,不仅仅是因为犯罪证据不充分,而是有很多有力的证据,证明他是无罪的!
“我在辩护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说过,关于本案的所有证据,都是双刃剑、两面盾。检察官所陈述的那些有罪的证据,反之亦可以成为无罪的有力证据。
“用这些无聊的证据,来断定广川条太郎先生有罪,甚至要处以极刑,这不是胡闹又是什么呢?”
高山义三律师的辩护,就像一团烈火,震撼着整个法庭。
“如此胡闹,而且是借法律之名进行的,简直可以说是肆无忌惮!”
对冤罪的义愤的怒火在胸中燃烧。为了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高山义三律师稍微停顿了一下。
“判定一个人是否有罪,不用说,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如果原谅错了一个人,责任也许还轻一点,但是惩罚错了一个人,而且是错误地判处了一个人的死刑,不仅责任重大,而且无法挽回。
“所以,在判定一个人有罪的时候,有罪的证据,一定要非常充分。反之,在判定一个人无罪的时候,无罪的证据,如果不是非常充分,倒是可以原谅的。我坚信广川条太郎先生是无罪的,退一百步说,假如广川条太郎先生真的被怀疑上了,也要遵循‘罪疑从无’的原则。我相信,无论现在还是将来,‘罪疑从无’都是恒久不变的法则。
“目前,世人都在关注这个事件的审判结果,请法庭审理本案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慎重,不要有一点漏洞。为了司法的权威性,请慎之又慎。”
高山义三律师的辩护到此结束。洋洋洒洒长达三小时的辩护,由于紧张过度,法庭上的人们,觉得还不到一个小时。
旁听席上的人们,从长时间的紧张状态下解放出来,窃窃私语声、咳嗽声,顿时使法庭稍微显得有些骚乱。
“暂时休庭,下午三点继续!”审判长宣布完毕,从椅子上站起来。
胸中充满感擻之情的广川条太郎,偶然跟精悍的高山义三律师的眼神碰撞在一起。两人的脸上,不约而同地浮现出了一丝微笑。
开始听了检察官准备周全,严峻激烈的发言之后,对广川条太郎的命运,产生了悲观情绪的广川的父亲和友人们,当听完了髙山义三律师的辩护以后,都松了一口气,在楼道里围住髙山律师。
“高山律师,您辛苦了!”
“谢谢您!”
“有了您的辩护,肯定是无罪判决!”
大家激动得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
下午三点,审判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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