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经审理，结果是 40、证人承认受到过一些特殊照顾

自从玛丽娅·德尔·碧拉尔的父亲的灵柩运往墓地那天起，就再也没有人见到过她。她不再到亚松森学校去上学了，每天下午也不再把藤椅搬到街角门前了。门几乎整天关闭着。罗萨利奥·乌苏卢特兰的报道闹得满城风雨，大街上传闻她看完报纸就跑回自己的房间，把门关起来，从此连吃饭也不出来，母亲只好把盛饭的盘子放在窗台上。

1933年10月28日下午，蒂赫里诺·伊·洛艾西加主教手捧圣体匣率领游行队伍到她家为全家人举行领圣餐仪式。参加游行的人急急忙忙地围在走廊上临时搭起的圣坛周围，迫不及待地想看看玛丽娅·德尔·碧拉尔跪下来领圣饼，还想证实一下她脸上是否真有悔恨的表情。据传，她悔不当初，决定出家当修女。但是，她没出来，阿巴翁萨将军的《中美洲人报》对此作了详细报道。她的房间离圣坛只有几步远，在仪式进行当中房门一直紧闭着。

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很快出家的流言，在奥维埃多·伊·雷耶斯牧师的鼓动下，在虔诚的信女中间传播得特别广。读者已经听到牧师对他兄弟“圆球”奥维埃多谈过此事。堂娜·芙洛拉宣布清理资产，是因为她要到哥斯达黎加去和女儿待在一起。女儿答应和圣维森特·德·帕乌尔教团的修女们一起生活一辈子，她们在伊腊苏火山山脚下的肺病疗养院工作。

奥维埃多·伊·雷耶斯牧师在11月第一周的《事实》周报上发表了题为《需要神圣的虔诚》的文章，其中间接讲到这件事。

妇女的虔诚处于危机状态，这一点很容易察觉。需要很多仁慈的修女来慰藉受苦受难的人们。这些圣女所从事的慈善事业，无论怎么称赞也不过分。她们舍弃了人世浮华，甘愿精心照料医院、疗养院、麻风病院、肺病疗养院等处的病人，减轻他们的痛苦。

慈善事业的道路往往是很艰难的，把人引上这条路的往往是悔恨。悔恨好似一把烈火，可以使误入歧途的人身心得以净化，尤其当误入歧途的人是青少年的时候。当一个病人、一个垂危病人躺在床上，面对着上帝的眼睛的时候，最能医治创伤，达到身心净化。

有人会说，那不是真正的虔诚，而是逃避精神折磨的一种办法。《圣经》上说：“永远把自己的罪孽摆在眼前。”面对我们自己的历史的镜子，不断审视自己的过错，可以使我们日臻完美。我们这些牧师看到在完美的纯洁的心灵的呼唤下产生的虔诚，固然感到高兴；但是，也绝不轻视由于心灵误入歧途、犯下致命错误而产生的虔诚。

围绕着玛丽娅·德尔·碧拉尔流言四起，再加上人们一直见不着她，因此，大家都如饥似渴地等待着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孔特雷拉斯出庭作证。1933年11月12日，当她出现在法官面前时，不少人，包括莱昂和马那瓜的记者，纷纷来到孔特雷拉斯家门前，因为取证是在她家里进行的。11月14日，马诺洛·夸德拉在《新新闻报》上发表了题为《两个盘子里什么都没有……还是一切都在两个盘子里？》的报道，其中包括了证词全文，请看下面的有关内容：

孔特雷拉斯小姐作证时，不允许记者进入她家。司法部门出于礼貌，决定在她家里取证。大门打开了一会儿，只放马里亚诺·费亚约斯和他的秘书、诗人阿利·瓦内加斯进去。在我们这样一个城市里，由于卡斯塔涅达一案有些不明不白的情节，日日夜夜都有人编造出各式各样的流言；因此，孔特雷拉斯小姐即将作证的消息今天一大早就迅速传开了。姑娘没出卧室，谁也没见到她，不难理解，各种推测就成了当天的热门话题。

估计等待的时间会很长，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拜访了“拉法玛”商店。现在，商店已经正常营业了。我们想找几位女店员，问问她们有何感想。读者可以看到，这样做还是值得的。渴望了解情况的读者对她们的感想一定会非常感兴趣。

当笔者走近她们的时候，姑娘们假装正经地笑了笑，全都躲开了。只有一位名叫莉莲·加西亚的姑娘毫不迟疑地接待了我们。她像是苏布蒂亚瓦人，面目清瘦，肤色黝黑。我们问她：在莱昂市里传说年轻的孔特雷拉斯小姐就要去兄弟邻邦哥斯达黎加共和国，要在那儿出家。

她回答得很利落：在大街上听人说过，可是没看见家里做这方面准备。堂娜·芙洛拉最后决定不离开尼加拉瓜，本来通过当地报纸宣布要拍卖商店的东西，现在也不提了。因此，可爱的莉莲姑娘认为关于姑娘要出家的消息并不真实。

您了解玛丽娅·德尔·碧拉尔的一些情况吗？可以告诉我们她目前情绪如何吗？自从她决定闭门不出后，您见到过她吗？

从商店到孔特雷拉斯家的住宅有一条走廊相通，莉莲瞥了住宅一眼，说：前些日子，不算太近了，曾经见她在花园的草坪间犹犹疑疑地踱来踱去。身穿重孝，发卷凌乱，过早地出现了花白头发，失去血色的嘴唇不住翕动。17岁姑娘像个老太婆似的自言自语，回忆往事。以后呢？没有，以后没再见到她。

费亚约斯法官走进孔特雷拉斯家的时候，已是中午12点半。卡门·孔特雷拉斯·瓜迪亚在门口迎接他，把他带到走廊。母亲、费尔南多·瓜迪亚舅舅和原告律师胡安·德·迪奥斯·瓦内加斯博士正在那儿等他。在安放布拉格圣婴神龛的那个角落里，为法官和他的秘书准备了两把维也纳式座椅，对面并排放着四把藤摇椅。中间摆了一张高脚桌，供记录证词用。费亚约斯法官和秘书入座后，堂娜·芙洛拉到卧室去找玛丽娅·德尔·碧拉尔，随后拉着她的手走到中间那把摇椅跟前。母亲坐在女儿旁边，另一边是她的兄弟，再过去是瓦内加斯博士。卡门拿着一支手枪，离开走廊，走到大厅里，监视那扇关闭着的街角大门。

姑娘向费亚约斯法官轻轻地施礼后，坐在了摇椅上。然后，非常文静地待着不动，双膝并拢，两手放在膝上，揉搓着一条绣花手绢，似乎等待着开始期末考试。只有身上的孝服——封领衬衣、家庭主妇的袖口、长到膝盖以下的裙子、黑线袜——才和她的学生模样不大相称。后来，阿利·瓦内加斯对马诺洛·夸德拉说，她头上没有一根白发，也没有翕动着嘴唇自言自语，回忆往事。瓦内加斯还怪罪他制造可怕气氛。

在出席听证会前，费亚约斯法官思想上已经做好了准备，免得到时犹疑不决。他不想再犯错误，一边翻阅笔记本，一边力争在那种有家人介入的严肃气氛中不要感到拘谨。她需要深入了解案情中最肮脏部分的底细，而不怕别人说他冷酷无情。姑娘的证词提供给他的东西一定会远远超过他能从萨尔梅龙大夫那儿得到的东西。档案里已经有充分的证词说明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确实有罪，从化验室获取的证据已经证实这一点。尽管这桩丑闻在莱昂余波未息，但是，还需要弄清犯罪的动机。

然而，在这次棘手的作证结束后，他再次感到大失所望。和萨尔梅龙大夫出庭作证时一样，他还是一无所获。上次，他态度强硬导致作证失败，而这次失败是因为他软弱无力，违背了法律规定，在原告律师的鼓动下，允许姑娘的母亲插话，最后竟让她打断了审问。

根据记录，玛丽娅·德尔·碧拉尔的证词是这样的：

法官：您认为，您姐姐玛蒂尔德之死、您父亲卡门·孔特雷拉斯之死以及玛尔塔·赫雷斯·德·卡斯塔涅达之死有什么关系？

证人：都是同一个人犯下的罪行。罪犯名叫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他和我姐姐玛蒂尔德一起吃饭的时候，把他盘子里一块放了马钱子碱的鸡肉给了我姐姐。姐姐不想吃，可他说：“好吃哟，好吃极了。”卡斯塔涅达和我父亲住在一个房间里，他把毒药放在药里。父亲让我去拿药，他说：“把药给我拿来。”我就去取药。晚上父亲把药盒放在那儿，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从床上一伸手就能够着。我不知道他是怎样杀死他妻子玛尔塔的，可能是在药里或吃的东西里下了毒。

法官：您的看法的根据是什么？

证人：他们都是中毒死的，这已经证实了。几起死亡事故一件接一件，都发生在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的周围，他总是待在这三个人的身边。他会下毒，曾经毒死过狗，也毒死过人。在哥斯达黎加，他毒死了拉法埃尔·乌维科，有一次，他想把一本有关毒物的书借给我姐姐玛蒂尔德看，被妈妈拿走了，谁知他是什么用心。

法官：据您看，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犯罪的目的是什么？

证人：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的目的是夺取我父亲的财产。根据他的计划，第一步杀死他妻子，然后再杀死我姐姐和我妈妈，只剩下我一个人，再向我提出结婚，成为财产的继承人。所以，他总是打听父亲的生意如何，没人请他，他就毛遂自荐办理自来水公司的事务。他说，我父亲让他待在自己的办公室，请他代为处理各种事情，这全是瞎话。

法官：为什么您认为按照计划他要向您求婚？他向您求过爱吗？

证人：没提过，因为我对他态度十分严肃。尽管他没有直接说过，可我发现他挺照顾我的，对我姐姐玛蒂尔德就不那样。对我总是给予特殊照顾。

法官：在他妻子死去之前，就给您这种特殊照顾吗？

证人：是的，我记得当着他妻子面就有过。不过，到现在我才明白他是别有用心的，他想消灭所有的人，连我也在内。我故意摆出十分严肃的面孔，不接受他这些照顾。

法官：您是不是说，他对您姐姐玛蒂尔德没有给予同样的照顾？

证人：我不记得他是不是从来没有这样表示过。我姐姐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如果和她谈起爱不爱的，她肯定会拒绝。

法官：根据女仆雷蒂西娅·奥索里奥1933年10月19日提供的证词，在卡斯塔涅达夫妇离开您家之前，玛尔塔心烦意乱，哭哭啼啼，她是不是忌妒什么人，您知道吗？

证人：我不知道玛尔塔是不是忌妒别人，也没发现她哭过。她和我们相处得极好。我记得她离开这儿的时候，对建立一个新家非常高兴，我们大家都帮她安顿自己的家。她离开的时候，应该对我们心怀感激，因为是妈妈为他们找到了住处。他们是外国人，人生地不熟。我不认为她是个忘恩负义的人。

法官：那么，您认为，玛尔塔有没有发觉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给您特殊照顾呢？

证人：我说的这种特殊照顾只是单方面的，所以她没有察觉，也不会忌恨我。在我们家，她没有理由忌恨任何人，因为她看见我们大家对她丈夫都很严肃。

法官：您能否告诉我，您说的这种特殊照顾是一种什么样的照顾？

证人：比如在饭桌上，他表现得很有教养，总是拉出椅子，让我坐下。我对课文有不懂的地方，他给我解释，他这个人非常聪明。只和我一个人亲热地开玩笑，从来不和玛蒂尔德开玩笑，对他妻子也不像对我那样说说笑笑的。不过，现在我认为，他是故意向我调情，尽管他从来没对我说过，因为我举止得当，十分严肃。

法官：您经常送给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礼物吗？

证人：在他过生日那天，我送给他一瓶带香味儿的洗发液，这事儿我妈妈知道，是妈妈从商店里拿来给我的。如果不是他过生日，我不会送他任何东西，因为没什么由头。

法官：雷蒂西娅·奥索里奥在证词里说，在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被捕的那天，您为他准备了衣物和饭食，是她和司机把这些东西送到监狱去的。她说，您还给卡斯塔涅达写了一封信。

证人：我没给他写过任何信，我写的是让雷蒂西娅带去的衣物清单，让他知道送去了什么，衣服脏了好再送回来。那天是妈妈给他准备的饭和衣服，让人送去的。

法官：在接下来的几天，当局没有禁止之前，你们还继续往监狱送东西，其中包括各种日用品，比如香水、手绢、鲜花。您能否告诉我，为什么要送这些东西？为什么还要给他送家具，其中还包括一个五斗柜？

证人：这些东西都是他要的，他说他需要这些东西，是他向妈妈提出来的，我们给他送东西，是因为我们搞不清楚他到底是有罪还是没罪。现在，我们不再给他送东西了。因为他有罪，对我别有用心，要留下我一个人，霸占我们家的全部财产。

法官：您知不知道，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在您家里住的时候，您姐姐给他写过信？

证人：不知道她写了没写，我不相信她会写信。大家都住在一起，她没必要写信，他们俩之间也没有理由偷偷地说情话，因为他根本不爱我姐姐。

（这时，法官给证人看一封信，上面既没有日期，也没有署名，是1933年10月13日从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的行李里查收的。）

法官：您认识这封信的字迹吗？

（证人看信，然后还给法官。）

证人：我不认识信上的字迹，从来也没见过，所以不知道是谁写的。

法官：请您仔细看看，要说实话。请您注意，信里提到第三个人的字头是M.P.，和您的名字正好相符。

（法官再次把信递给她，证人第二次看后把信还给法官。）

证人：字头可能相合，但是，信里说的那个人不是我。信中说，写信人感到忌妒。可他给我特别照顾，我姐姐没有必要感到忌妒，因为卡斯塔涅达不是她的恋人。信里还说，M.P.这个人从她手里夺走了他，我没有夺他，自从他搬到我家来住以后，一开始就对我特别照顾，只照顾我一个人，对其他人都没那样。

（这时候，证人的母亲插话说“我没有夺他”是个比喻的说法，应该写进记录。对此，法官回答说，只有证人才能作出这样的说明。法官询问了证人，证人说她的话确实是个比喻，是为了强调犯人从搬进她家起，就给了她这种特殊照顾。）

法官：邮政支局局长罗莎乌拉·阿基卢斯小姐1933年10月17日作证时说，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去危地马拉期间，您姐姐玛蒂尔德给他寄过信，而且收到过他的回信。您能否告诉我，您对这种通信关系有什么看法？

证人：如果卡斯塔涅达给姐姐写信，她也许会回信，信中肯定讲的是朋友之间的事，对他失去妻子表示安慰。因为他妻子玛尔塔死后，卡斯塔涅达一直非常伤心。我姐姐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肯定是用宗教感情安慰他。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他也给妈妈写过信，信封上写着“拉法玛商店”，还有邮政信箱号码多少多少。

（这时候，证人的母亲要求说明：她说那是有关生意的信，她曾经委托犯人调查一下在危地马拉有些什么便宜货。法官坚持，只能记录证人的证词。证人要求把信是涉及生意方面的事作为她的话加上去。）

法官：奥克塔维奥·奥维埃多·伊·雷耶斯1933年10月17日在作证时说，有一次，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给他看了一封信，并且说是您写的。您是什么时候写的这封信？

证人：我从来没给他写过信。卡斯塔涅达对他朋友说这种话，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因为他惯于撒谎、造谣，他对本市的许多小姐都造过谣。要是他给别人看我写给他的信，那肯定是他捏造的，模仿我的字体，败坏我的名誉。

法官：今年7月，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到达哥斯达黎加，事先有没有通知您他要到那儿去？

证人：没有通知我，因为我们没有通过信。他通过“热带电台”给我哥哥卡门发了一封电报，妈妈和我听了广播，才知道他要到哥斯达黎加来。当时，我们都很惊讶，本来以为不会再见到他了。他离开这儿去危地马拉的时候，跟我们说过：“我不再回来了。”

法官：他到了哥斯达黎加以后，去看过您吗？

证人：是的，他到阿蒙区我舅舅家里去看过我们，他是我们家的朋友嘛。他坐在客厅里和我聊起了朋友们的情况，跟妈妈和舅舅谈起圣何塞的天气是不是潮湿、寒冷，还谈到什么电车车祸，以及政治啊、宗教啊，他一向反对宗教。他还说了些我不认识的人的坏话，议论了哥斯达黎加香蕉园的罢工，他支持罢工。还有共产主义的问题，舅舅总是跟他说不到一块儿去。

法官：在哥斯达黎加期间，您和他出去过吗？

证人：我们和几位朋友一起出去散步，他陪我们和一些有地位的人一起参加聚会。到国家剧院听过演唱会，去过电影院，都是和一些朋友一起去的，有时候也和舅舅、妈妈一起出去。他和我从来没有单独出去过，因为妈妈不允许。

法官：您姐姐玛蒂尔德从您的信中得知您在哥斯达黎加和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经常有来往，感到非常难过。她表示反对他再住进您家。她的好友阿丽西娅·杜克斯特拉达在1933年10月19日作证的时候说，您姐姐曾经向她说过这样的话。您对此有何看法？

证人：我不相信由于我对姐姐讲了我们去散步、参加聚会、看戏、看电影，她会感到难过。她对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没有意思，就不会忌妒。我在信里把这些情况告诉她，因为我没有理由瞒着她。假如说姐姐不愿意再在家里看见卡斯塔涅达，也许是她认为那样不合适。卡斯塔涅达对我的特殊照顾，人们有些闲言碎语。即便姐姐对她的女友说过她要把卡斯塔涅达赶走，事实上她也没这么做。我们回来的时候，她待我们俩都挺好。

法官：在哥斯达黎加期间，奥利韦里奥·卡斯塔涅达还对您保持您刚才说过的那种特殊照顾吗？

证人：还是那样照顾。例如：我们每到一个地方，他就轻手轻脚地帮我脱掉大衣；在舞会上，给我点第一流的曲子；我渴了，他就去取带麦管的饮料；还经常说我打扮得漂亮，十分俊俏。不过，他也对妈妈说这种话，对妈妈也特别照顾，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

（这时，证人的母亲要求法官暂停作证，改天继续进行，因为她女儿累了。太紧张了。法官问证人情绪怎么样，她本人表示很疲劳，同意暂停作证，记录还不算完。）

尽管记录还不算完，后来一直没有机会再向玛丽娅·德尔·碧拉尔提问了。费亚约斯法官认为这次审问是个失败，而阿利·瓦内加斯的看法恰好相反。从回答问题的情况看，感情背景已经相当清楚，虽然不十分明确。马诺洛·夸德拉在《新新闻报》上发表的文章《两个盘子里什么都没有……还是一切都在两个盘子里？》（前面曾经引用过）倾向于后面这种看法。

期待已久的玛丽娅·德尔·碧拉尔·孔特雷拉斯小姐的作证留下了许多未解的疑问，但是，如何把握这次作证则留下了更大的疑问。马里亚诺·费亚约斯用一只过于细小的镊子触动了十分棘手的东西，结果把关键性的问题遗漏了。也许是因为气氛对调查不利，他不得不在证人家里与证人对话，周围都是证人的亲人，而且只要他们认为需要，动不动就插话。

有人就此事询问了法官秘书、诗人瓦内加斯，据他说，刑法承认这种待遇。《刑法》中有这么一条规定：“当证人由于地位、级别或身份应享受此待遇时，或当办案法官认为合宜时，可免除证人出庭之义务，而在证人私宅内履行该手续。”普通居民的子弟并没有这种福气。正如我们在本案中清楚看到的，给予这种特权乃是不得已而为之。

但是，经验丰富的人读过本报转载的证词，会找到充分的依据得出最后结论。这是一个有关爱情和争风吃醋的错综复杂的故事，在一个殖民遗风颇为盛行的城市里，这种事已经掀起轩然大波，总会浮到面上，正如切斯特顿笔下的神探布朗神父对他的朋友弗拉姆博说的：“好好看看那冰峰，从那儿你们可以估算出在呆笨的海浪下面的冰层有多么大，有多么牢固……”

马里亚诺·费亚约斯在离开孔特雷拉斯家时，面对记者向他提出的问题，和平时一样寡言少语，他让我们参阅证词文本，说以后我们可以从档案中拿去复印。他坦然一笑，要我们还是多报道一下杰克·伦敦，说他在北极猎海豹，在南方大海的狂风恶浪中航行；多报道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新政》；多报道阿道夫·希特勒——一个在慕尼黑啤酒店吵吵嚷嚷的聚会上涌现出来的阴鸷的奥地利人——来到德国的总理府；国会纵火案，以及电传过来的琐碎小事；或者多报道人人喜爱的拳击，普里默·卡内拉毫不留情，击败了夏基，在各个量级上夺得了拳王的桂冠。作为优秀的裁判，费亚约斯知道本案最后一轮的铃声还没有摇响……今天是他的生日，趁此机会谨向他表示祝贺。恭喜，马里亚诺·费亚约斯！

确实，那一天是费亚约斯法官的生日。在家里，妻子为他准备了一次意外的聚会，邀请了几位朋友和邻居。当他在阿利·瓦内加斯陪伴下来到门厅时，一位坐在凳子上打盹的老木琴手开始弹起《最后的欢笑》，把木棍敲得邦邦的响。客人们聚在走廊中间一张桌子的周围。桌上放着几瓶冠军牌甘蔗酒和大号盘子。听到音乐声，大家散开来，到外面迎接费亚约斯法官。

阿纳斯塔西奥·J·奥蒂斯上尉第一个迎上去拥抱住费亚约斯法官，送给他一个用丝带捆好的画轴，其他人在一旁窃笑。那是一张用彩色蜡笔画的寓意画，是按照印在“拉赫曼&肯普”利胆剂盒子上的画仿制出来的。画上，一只巨大的蚊子前爪拉着一个骨瘦如柴的男人，那个人在地上无力地挣扎着，想摆脱开蚊虫的叮咬。图画上方有一行排成拱形的字：“预祝马里亚诺·费亚约斯消灭莱昂的恶性热病”。

费亚约斯法官也笑了，只是笑得有些勉强。他把画递给阿利·瓦内加斯，道了声歉就回到自己的卧室。阿利·瓦内加斯把画卷起来，放在摆放瓶子和盘子的桌子上。

“作证的情况怎么样？”奥蒂斯上尉摘下带手枪的皮带，推开瓶子，也把枪放在桌子上。

“看样子，那个姑娘受过很好的训练。”阿利·瓦内加斯赶开苍蝇，掀开盖在盘子上的油纸，里面有元鱼蛋和熟木薯，他拿起一根牙签，挑起一小块木薯，“该怎么回答，全背得滚瓜烂熟。”

“她们想摆脱出来，她们很紧张，也不是没有道理。”奥蒂斯上尉把手指伸进那只盘子，捡起一个元鱼蛋，用手擦了擦，“芙洛拉甚至想离开尼加拉瓜。”

“那位可爱的姑娘一点儿也不紧张。”阿利·瓦内加斯把木薯吞了下去，几乎嚼也没嚼，把牙签留在牙齿中间，“她很沉着地把别人教给她的课文背了一遍。一离开课文，她妈妈就出来纠正，最后干脆不让她说下去了。”

“谁也没有权利那么欺负她们，”奥蒂斯上尉用指甲抠破了蛋壳，往缝儿里浇上辣椒，“不想让她们得到安宁。总得有人出来维护她们呀。”

“教友会的旗子还在大街上转呐。”阿利·瓦内加斯嚼着牙签，看着奥蒂斯上尉贪婪地往嘴里吸蛋清蛋黄，“圣水太多了，祈祷也太多了。”

“我不是指尼姑、修女。”奥蒂斯上尉从桌子上拿起一张餐巾擦了擦下巴，“我说的是特奥多西奥大夫和他的同伙。”

“阁下不要忘记，要不是亏了特奥多西奥大夫，你还逮捕不了巴尔多梅罗呢。”阿利·瓦内加斯掀开盖在另一只盘子上的油纸，就用那根牙签叉起一块红烧猪肉。

“现在，你不会说你要保护那个煽动分子吧。”奥蒂斯上尉把用脏的餐纸揉成一团，丢在桌子下面。

“我不过是法官的书记员，可不敢保护任何人。”阿利·瓦内加斯从嘴里拿出牙签，轻轻地放在桌布上，“该法官干的事，就让他去干吧，你别再插手了。”

“这可真叫公道啊。先是散布流言蜚语，以此为芙洛拉和她的女儿伸张正义。”奥蒂斯上尉从桌上拿起皮带，掂了掂手枪的分量，“现在又拿她们清扫马路。她们的损失谁给补啊？”

“她们受了伤害，可以指控博学多才的特奥多西奥犯有侮骂诽谤罪嘛，这不就能报复一下吗？”阿利·瓦内加斯拿起画卷驱赶桌上越聚越多的苍蝇。

“真蠢！想招大伙儿再笑话她们一场啊。”奥蒂斯上尉系好腰带，把手枪摆在显眼的地方，“笑得最厉害的是萨尔梅龙。看他能高兴多久。”

“怎么？难道说你要下令禁止人家笑？”阿利·瓦内加斯听到有人鼓掌，赶快转过身来，费亚约斯法官从屋里走出来，手举着一个红底白点儿的领结，这是妻子送给他的生日礼物，鼓掌的正是他妻子，“可是，你办不到啊。”

“你说我办不到。马那瓜已经授权我把他关进监狱了。”奥蒂斯上尉最后把手枪的皮带扣在大腿处，“这个兔崽子，过不了今天啦。”

费亚约斯法官走过来时，奥蒂斯上尉正朝门厅走过去，顺手从椅子上拿起海军陆战队的军帽，用帽子拍了拍大腿。木琴又响了。木琴手想用木棍儿敲打出《人生只有一次爱》，一连重复了好几遍头几个音符。

“他让什么蝇子给叮了？”费亚约斯法官系好领结儿，拿起一只杯子，“好大的火儿啊。”

“不是苍蝇，是疟蚊叮了他。”阿利·瓦内加斯吹了吹画卷，“这帮蛮人，一副卢泰西亚人面孔！最后，他还是要让博学多才的特奥多西奥下大狱。今天就逮捕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