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6月5日,黑夜。

男生宿舍楼的四层,走廊最深处的19号寝室,隔壁是堆满杂物的储藏室。未婚妻谷秋莎只来过两次,说我住的地方连狗窝都不如,发誓要让我有一个最宽敞舒适的家。

一个月后,我和她就要结婚了。

婚礼时间定在高考结束后,也是我调离南明高中,正式到市教育局上班之前。而我俩领取结婚证的时间,已定在两周后的6月19日。

我刚跟未婚妻通了一个电话,还不敢告诉她今天的事,只说我可能遇到了一些麻烦,但很快就会过去的。

手表走到了十点钟,这是谷秋莎的爸爸送给我的,还是在香港买的瑞士名表,一度引起教师办公室的轰动。我本来都舍不得拿出来,生怕把光亮的表面磨损了,还是秋莎强迫我必须每天都要戴。

坐在写字台跟前,我来不及摘下手表,痴痴看着表面的玻璃,映出自己疲惫不堪的脸。自从大学毕业回母校做语文老师,我已单独在此住了三年。虽然墙面有些脱落,天花板开裂发霉,只有一张摇摇欲坠的单人床,以及来自旧货市场常飘雪花的彩电——但我仍留恋这间屋子,因为高中三年,也是在这间寝室里度过的。

那时屋里有三张床,各有上下铺住了六个男生。1988年,高考前夕的深夜,其中一人上吊自杀,当我们在晨曦中醒来,看到一具尸体悬挂在电风扇底下……我不幸睡在上铺,死人僵硬的身体晃在眼前,露出肚脐眼与我的双目平行,仿佛一只眼睛在对我说话。

学校调查不了了之,只说他无法承受高考压力,担心落榜而走上绝路。这结果让我们几个室友都难以接受,连续做了几周的噩梦。等到我们这届毕业,再没人敢踏入这间寝室,连同隔壁好几间屋子,不断传出闹鬼的说法,便全部被学校废弃了。

四年后,我作为新晋教师归来,也是南明高中唯一自北大毕业的老师。但我没有房子,学校也无法解决住房问题,只能将这间凶屋辟作我的单身宿舍。

不过,下个月我就要搬家了,告别这间度过了六年的屋子。

新房是教育局分配的公寓,也算开了个特例,毕竟我踏上教师讲台仅仅三年——而许多教书一辈子都快退休的老人,三代人挤在狭窄漏水的破烂老屋,都没机会分得这样一套住房。两个月前,我刚拿到新房钥匙,市中心的二室一厅,教育系统能分配的最好条件,楼上住的就是市教委领导。未婚妻家里人帮我们张罗着装修,昨天刚运进新买的进口家具与电器,其花费早就超过我一年工资。

我明白,不知有多少人羡慕我,嫉妒我,恨我。

虽然睡不着,我还是早早关灯躺到床上,没过片刻就听到敲门声。忐忑不安地打开房门

,却看到中午那位警官,他的目光越过我的肩头,扫视屋里各个细节。

“晚上好,申老师,我能否检查您的房间?”

警官出示了一张搜查证,后面是学校的教导主任严厉,正以怜悯的目光盯着我。

“你们……你们在怀疑我?”

教导主任是个中年男人,有一副诚恳的表情:“申老师,你上课可是出了名的口齿流利,今晚怎么也——”

我几乎要抽自己耳光,死死拦在门前:“严老师,是你?”

“对不起,你不让我进来吗?”

黄海警官的嗓音更为沉闷,要是普通犯罪分子撞到,早就吓尿裤子了。

“不,请随便看!我没有做过亏心事,怎么会害怕搜查呢?”我把警察让进屋子,指着写字台上挂着的一串珠链说,“小心别打坏了这个东西。”

虽然,他们没有驱赶我离开,但我一脸羞耻地走出寝室,有个警察形影不离地跟着我,我还会逃跑吗?

我走到冷冷的月光下,回头看到男生们拥出寝室,大概已认定我是杀人犯,警察正在将我逮捕押送?

等待搜查的几分钟,难熬得要让人死掉。我转向另一边的女生宿舍楼,窗边同样挤满少女们的脸,唯独没有看到她。

黄海警官下楼了,透明袋里装着一个塑料瓶。黑夜中看不清他的脸,但他没再跟我说一句话。两个警察从左右夹住我,将我带到学校大门口,一辆闪灯的警车正在等候。

“警官,请锁好我的房门,里头有我重要的东西。”

这是我被逮捕时所说的唯一的话。

当我被塞入警车的瞬间,南明路边站着个男人,路灯照着他白得有些吓人的脸。

他叫张鸣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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