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时乐队演出完他们就经常来这喝酒,聊歌、聊演出,讲点带颜色的垃圾话。

黄旭和江耀明出现在前面交叉路口的时候,串已经烤得差不多了,李振一个人干了两瓶酒,抱着酒瓶子单方面发泄情绪:“早不说晚不说,偏偏挑演出开始之前,有什么事大家不能一块儿商量?啊?这是兄弟吗,是兄弟能干出这事?”

陆延坐在他边上,抖抖烟灰,没说话。

“延哥,振哥。”黄旭个头不高,人特别瘦,他犹犹豫豫地叫完,又尴尬地说,“延哥你这头发烫得很拉风哈。”

江耀明站在后头点点头:“真的很拉风,大老远就瞅着了。”

四个人坐一桌,气氛稍显沉默。

毕竟是相处了四年的队友,陆延打破沉默:“怎么回事?聊聊?”

黄旭和江耀明两个人低着头没人说话,过会儿黄旭才呐呐地说:“我妈病了……”

他们两个人很相似,十六岁就背着琴到处跑,家里人极力反对,没人理解什么乐队,什么是‘摇滚不死’。

但生活给人勇气的同时,也在不断教人放弃。

搞乐队多少年了?

在地下待多久了?

以前不分白天黑夜满腔热血地练习,现在晚上躺床上睁着眼睡不着,脑海里不断环绕着的居然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萌生出来的念头:算了吧。

其实乐队解散不是什么稀罕事儿。

太常见了。

这几年在防空洞彩排,防空洞里各式各样的乐队来来去去,成团,又解散。

理想太丰满现实太骨感,年轻的时候还能义无反顾追寻梦想,过几年才发现始终有根看不见摸不着的线长在你身上,那股劲一扯,你就得回去。

陆延记不清抽的是第多少根烟:“……阿姨身体没事就好,决定好了?”

黄旭猛地抬头,绷不住了,眼泪直直地落下来,哽咽道:“延哥。”

陆延实在不擅长应对这种悲情氛围,脚蹬在地上站起来,打算去冰箱里拿酒水:“好好说话,别在老子面前哭——”

李振把捧着的酒瓶子放下,也说:“哭哭啼啼的干什么呢,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这在演八点档苦情剧。”

这顿散伙饭吃到十点多。

烧烤摊生意红火,几个孩子聚在一起绕着摊子你追我赶,下城区作为最不发达区域,跟市里其他地方比起来唯一的优势就是晚上能看到星星。

这天平常得就像平时任何一天。

饭局结束后陆延没坐公交,往前走了段路,走到半路酒喝太多反胃,蹲下来干呕。

可能因为喝得多了,他盯着路灯倒影,想起来四年前头一回见到黄旭和江耀明时的情形。

老实说这两人琴其实弹得并不怎么出色,能被他和李振遇到也是因为去其他乐队面试没选上,但那会儿这俩男孩子浑身都是干劲,一提到音乐眼睛就发亮。

接着脑海里画面一转,转到烧烤摊上,黄旭眼底没什么波动地说:“买了回去的车票,三天后的火车,我妈身体也稳定下来了。家里人给我在县城里找了份工作,汽修……我以前上职校的时候学的就是这个,不过没念完,工资挺稳定的。”

陆延撑着路边台阶,眼前那条街道都仿佛是虚的,光影交错间有种强烈的不真实感。

他走回小区花了一个多小时,这一个多小时里来来回回的想了很多。

四年前的夏天,那时候他们乐队才刚组建起来,是个说出去谁也不知道的乐队。几个人配合得也不行,找个词形容那就是合伙单干,身体力行地表达出一个想法:让开,这是老子的场子!

从15到19年——他们在城市防空洞里没日没夜的排练,在这种隐秘的,黑暗的,密闭的空间里疯狂制造喧嚣。

陆延走到七区门口,废墟之间,六号三单元亮着几盏灯。

上楼。

开门。

陆延站在浴室里才终于有了一丝虚幻之外的真实感,冷水从头顶冲下,他头上那团高高立起的扫帚头洗完之后服服帖帖地垂了下来。

为了演出烫的这个傻炸药头到最后也没派上用场。

说不清心里什么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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