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强大，无比强大

朱由校篇

第十一章强大，无比强大

万历四十八年（1620）九月初六，明熹宗朱由校在乾清宫正式登基，定年号为天启。

一个复杂无比，却又精彩绝伦的时代就此开始。

杨涟终于完成了他的使命，自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二十二日起，在短短十五天之内，他无数次绝望，又无数次奋起，召见、红丸、闯宫、抢人、拉拢、死磕，什么恶人、坏人都遇上了，什么阴招、狠招都用上了。

最终，他成功了。

据史料记载，在短短十余天里，他的头发已变成一片花白。

当天启皇帝朱由校坐在皇位上，看着这个为他的顺利即位费尽心血的人时，他知道，自己应该回报。

几日后，杨涟升任兵科都给事中，一年后，任太常少卿，同年，升任都察院佥都御史，后任左副都御史。短短一年内，他从一个从七品的芝麻官，变成了从二品的部级官员。

当然，得到回报的，不仅是他。

东林党人赵南星，退休二十多年后，再度复出，任吏部尚书。

东林党人高攀龙，任光禄丞。后升任光禄少卿。

东林党人邹元标，任大理寺卿，后任刑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

东林党人孙慎行，升任礼部尚书。

东林党人左光斗，升任大理寺少卿，一年后，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

以下还有若干官，若干人，篇幅过长，特此省略。

小时候，老师告诉我，个人是渺小的，集体才是伟大的，现在，我相信了。

当皇帝的当皇帝，升官的升官，滚蛋的滚蛋，而那个曾经统治天下的人，却似乎已被彻底遗忘。

明光宗朱常洛，作为明代一位极具特点（短命）的皇帝，他的人生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苦大仇深。

出生就不受人待见，母亲被冷遇，长大了，书读不上，太子立不了，基本算三不管，吃穿住行级别很低，低到连刺杀他的人，都只是个普通农民，拿着根木棍，就敢往宫里闯。

好不容易熬到登基，还要被老婆胁迫，忍了几十年，放纵了一回，身体搞垮了，看医生，遇见了蒙古大夫，想治病，就去吃仙丹，结果真成仙了。

更搞笑的是，许多历史书籍到他这里，大都只讲三大案，郑贵妃、李选侍，基本上没他什么事，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皇帝。

在他死后，为了他的年号问题，大臣们展开了争论，因为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万历死了，八月，他就死了。而他的年号泰昌，没来得及用。

问题来了，如果把万历四十八年（1620）当作泰昌元年，那是不行的，因为直到七月，他爹都还活着。

如果把第二年（1621）当作泰昌元年，那也是不行的，因为他去年八月，就已经死了。

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问题终究被解决了，凭借大臣们无比高超的和稀泥技巧，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处理方案隆重出场：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一月到七月，为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为泰昌元年。明年（1621），为天启元年。

这就是说，在这一年里，前七个月是他爹的，第二年是他儿子的，而他的年份，只有一个月。

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皇帝。

他很可怜，几十年来畏畏缩缩，活着没有待遇，死了没有年号，事实上，他人才刚死，就有一堆人在他尸体旁边你死我活，抢儿子抢地方，忙得不亦乐乎。

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皇帝。

有人曾对我说，原来，历史很有趣。但我对他说，其实，历史很无趣。

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历史没有正恶，只有成败。

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吏部尚书、刑部侍郎、大理寺丞等等等等，政权落入了东林党的手中。

它很强大，强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对于这一现象，史称“众正盈朝”。

按照某些史书的传统解释，从此，在东林党人的管理下，朝廷进入了一个公正、无私的阶段，许多贪婪的坏人被赶走，许多善良的好人留下来。

对于这种说法，用两个字来评价，就是胡说。

用四个字来评价，就是胡说八道。

之前我曾经说过，东林党不是善男信女，现在，我再说一遍。

掌权之后，这帮兄弟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追查红丸案。

追查，是应该的，毕竟皇帝死得蹊跷，即使里面没有什么猫腻，但两位蒙古大夫，一个下了泻药，让他拉了几十次，另一个送仙丹，让他飞了天，无论如何，也应该追究责任。

退一万步讲，就算你追究责任后还不过瘾，非要搞几个幕后黑手出来，郑贵妃、李选侍这几位重点嫌疑犯，名声坏，又歇了菜，要打要杀，基本都没个跑。

可是现成的偏不找，找来找去，找了个老头——方从哲。

天启元年（1621），礼部尚书孙慎行上疏，攻击方从哲。大致意思是说，方从哲和郑贵妃有勾结，而且他还曾经赏赐过李可灼，出事后，只把李可灼赶回了家，没有干掉，罪大恶极，应予严肃处理。

这就真是有点无聊恶搞了，之前说过，李可灼最初献药，还是方老头赶回去的，后来赏钱那是皇帝同意的，所谓红丸到底是什么玩意，鬼才知道，稀里糊涂把人干掉，也不好。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方从哲都没错，而且此时东林党掌权，方老头识时务，也不打算呆了，准备回家养老去了。

可孙部长用自己的语言，完美地解释了强词夺理这个词的含义：

“从哲（方从哲）纵无弑之心，却有弑之罪，纵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

这意思是，你老兄即使没有干掉皇帝的心思，也有干掉皇帝的罪过，即使你退休走人，也躲不过去这事。

强词夺理还不算，还要赶尽杀绝：

“陛下宜急讨此贼，雪不共之仇！”

所谓此贼，不是李可灼，而是内阁首辅，他的顶头上司方从哲。

很明显，他很激动。

孙部长激动之后，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也激动了，跟着上书过了把瘾，不搞定方从哲，誓不罢休。

这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

七十多岁的老头，都快走人了，为什么就是揪着不放呢？

因为他们有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

郑贵妃不重要，李选侍不重要，甚至案件本身也不重要。之所以选中方从哲，把整人进行到底，真正的原因在于，他是浙党。

只要打倒了方从哲，借追查案件，就能解决一大批人，将政权牢牢地抓在手中。

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不久之后，崔文升被发配南京，李可灼被判流放，而方从哲，也永远地离开了朝廷。

明宫三大案就此结束，东林党大获全胜。

局势越来越有利，天启元年（1621）十月，另一个重量级人物回来了。

这个人就是叶向高。

东林党之中，最勇猛的，是杨涟，最聪明的，就是这位仁兄了。而他担任的职务，是内阁首辅。

作为名闻天下的老滑头，他的到来，标志着东林党进入了全盛时期。

内忧已除，现在，必须解决外患。

因为他们还没来得及庆祝，就得知了这样一个消息——沈阳失陷。

沈阳是在熊廷弼走后，才失陷的。

熊廷弼驻守辽东以来，努尔哈赤十分消停，因为这位熊大人做人很粗，做事很细，防守滴水不漏，在他的管理下，努尔哈赤成了游击队长，只能时不时去抢个劫，大事一件没干成。

出于对熊廷弼的畏惧和愤怒，努尔哈赤给他取了个外号：熊蛮子。

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外号，不但对敌人蛮，对自己人也蛮。

熊大人的个性前面说过了，彪悍异常，且一向不肯吃亏，擅长骂人，骂完努尔哈赤，还不过瘾，一来二去，连兵部领导、朝廷言官也骂了。

这就不太好了，毕竟他还归兵部管，言官更不用说，平时只有骂人，没有被人骂，索性敞开了对骂，闹到最后，熊大人只好走人。

接替熊廷弼的，是袁应泰。

在历史中，袁应泰是个评价很高的人物，为官廉洁，为人清正，为政精明，只有一个缺点，不会打仗。

这就没戏了。

他到任后，觉得熊廷弼很严厉，很不近人情，城外有那么多饥民（主要是蒙古人），为什么不放进来呢？就算不能打仗，站在城楼上充数也不错嘛。

于是他打开城门，放人入城，亲自招降。

一个月后，努尔哈赤率兵进攻，沈阳守将贺世贤拼死抵抗，关键时刻，之前招安的蒙古饥民开始大肆破坏，攻击守军，里应外合之下，沈阳陷落。贺世贤战死，七万守军全军覆没。

这一天，是天启元年（1621）三月十二日。

袁应泰没有时间后悔，因为他只多活了六天。

攻陷沈阳后，后金军队立刻整队，赶往下一个目标——辽阳。

当年，辽阳的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沈阳，是辽东地区的经济、文化、军事中心，也是辽东的首府。此地历经整修，壕沟围绕，防守严密，还有许多火炮，堪称辽东第一坚城。

守了三天。

战斗经过比较简单，袁应泰率三万军队出战，被努尔哈赤的六万骑兵击败，退回坚守，城内后金奸细放火破坏，大乱，后金军乘虚而入，辽阳陷落。

袁应泰看见了城池的陷落，他非常镇定，从容穿好官服，佩带着宝剑，面向南方，自缢而死。

他不是一个称职的大明将领，却是一个称职的大明官员。

辽阳的丢失，标志着局势的彻底崩溃，标志着辽东成为了后金的势力范围，标志着从此，他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抢哪里，就抢哪里。

局势已经坏得不能再坏了，所以，不能用的人，也不能不用了。

天启元年（1621）七月，熊廷弼前往辽东。

在辽东，他遇见了王化贞。

他不喜欢这个人，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因为他发现，这人不买他的帐。

熊廷弼此时的职务是辽东经略，而王化贞是辽东巡抚。从级别上看，熊廷弼是王化贞的上级。

〖角色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会不会抢戏。

——小品演员陈佩斯〗

王化贞就是一个很会抢戏的人，因为他有后台，所以他不愿意听话。

关于这两个人的背景，有些历史书上的介绍大概如此：熊廷弼是东林党支持的，王化贞是阉党支持的。最终结局也再次证明，东林党是多么地明智，阉党是多么地愚蠢。

胡扯。

不是胡扯，就是装糊涂。

因为最原始的史料告诉我们，熊廷弼是湖广人，他是楚党的成员，而在大多数时间里，楚党是东林党的敌人。

至于王化贞，你说他跟阉党有关，倒也没错，可是他还有个老师，叫做叶向高。

天启元年的时候，阉党都靠边站，李进忠还在装孙子，连名字都没改，要靠这帮人，王化贞早被熊先生赶去看城门了。

他之所以敢嚣张，敢不听话，只是因为他的老师，是朝廷首辅，朝中的第一号人物。

熊廷弼是对的，所以他是东林党，或至少是东林党支持的，王化贞是错的，所以他是阉党，或至少是阉党赏识的。大致如此。

我并非不能理解好事都归自己，坏事都归别人的逻辑，也并不反对，对某些坏人一棍子打死再踩上一只脚的行为，我只是认为，做人，还是要厚道。

王化贞不听熊廷弼的话，很正常，因为他的兵，比熊廷弼的多。

当时明朝在辽东的剩余部队，大约有十五万，全都在王化贞的手中。而熊廷弼属下，只有五千人。

所以每次王化贞见熊廷弼时，压根就不听指挥，说一句顶一句，气得熊大人恨不能拿刀剁了他。

但事实上，王化贞是个很有能力的人。

王化贞，山东诸城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原先是财政部的一名处级干部（主事），后来不知怎么回事，竟然被调到了辽东广宁（今辽宁北宁）。

此人极具才能，当年蒙古人闹得再凶，到他的地头，都不敢乱来。后来辽阳、沈阳失陷，人心一片慌乱，大家都往关内跑，他偏不跑。

辽阳城里几万守军，城都丢了，广宁城内，只有几千人，还是个破城，他偏要守。

他非但不跑，还招集逃兵，整顿训练，居然搞出了上万人的队伍，此外，他多方联络，稳定人心，坚守孤城，稳定了局势。所谓“提弱卒，守孤城，气不慑，时望赫然”，天下闻名，那也真是相当的牛。

熊廷弼也是牛人，但对于这位同族，他却十分不感冒，不仅因为牛人相轻，更重要的是，此牛非彼牛也。

很快，熊大人就发现，这位王巡抚跟自己，压根不是一个思路。

按他自己想法，应该修筑堡垒，严防死守，同时调集援兵，长期驻守。

可是王化贞却认定，应该主动进攻，去消灭努尔哈赤，他还说，只要有六万精兵，他就可以一举荡平。

熊廷弼觉得王化贞太疯，王化贞觉得熊廷弼太熊。

最后王化贞闭口了，他停止了争论，因为争论没有意义。

兵权在我手上，我想干嘛就干嘛，和你讨论，是给你个面子，你还当真了？

一切都按照王化贞的计划进行着，准备粮草，操练士兵，寻找内应，调集外援，忙得不亦乐乎。

忙活到一半，努尔哈赤来了。

天启二年（1622）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亲率大军，进攻广宁。

之前半年，努尔哈赤听说熊廷弼来了，所以他不来。后来他听说，熊廷弼压根没有实权，所以他来了。

实践证明，王巡抚胆子很大，脑子却很小，面对努尔哈赤的进攻，他摆出了一个十分奇怪的阵型，先在三岔河布阵，作为第一道防线，然后在西平堡设置第二道防线，其余兵力退至广宁城。

就兵力而言，王化贞大概是努尔哈赤的两倍，可大敌当前，他似乎不打算“一举荡平”，也不打算御敌于国门之外，因为外围两道防线的总兵力也才三万人，是不可能挡住努尔哈赤的。

用最阴暗的心理去揣摸，这个阵型的唯一好处，是让外围防线的三万人和努尔哈赤死拼，拼完，努尔哈赤也就差不多了。

事实确实如此，正月二十日，努尔哈赤率军进攻第一道防线三岔河，当天即破。

第二天，他来到了第二道防线西平堡，发动猛烈攻击，但这一次，他没有如愿。

因为西平堡守将罗一贯，是个比较一贯的人，努尔哈赤进攻，打回去，汉奸李永芳劝降，骂回去，整整一天，后金军队毫无进展。

王化贞的反应还算快，他立即派出总兵刘渠、祁秉忠以及他的心腹爱将孙得功，分率三路大军，增援西平堡。

努尔哈赤最擅长的，就是围点打援。所以明军的救援，早在他意料之中。

但在他意料之外的，是明军的战斗力。

总兵刘渠、祁秉忠率军出战，两位司令十分勇猛，亲自上阵，竟然打得后金军队连连败退，于是，作为预备队的孙得功上阵了。

按照原先的想法，孙得功上来，是为了加强力量，可没想到的是，这位兄弟刚上阵，却当即溃败，惊慌之余，孙大将还高声喊了一嗓子：

“兵败了！兵败了！”

您都兵败了，那还打什么？

后金军随即大举攻击，明军大败，刘渠阵亡，祁秉忠负伤而死，孙得功逃走，所属数万明军全军覆没。

现在，在努尔哈赤面前的，是无助、毫无遮挡的西平堡。

罗一贯很清楚，他的城池已被团团包围，不会再有援兵，不会再有希望，对于胜利，他已无能为力。

但他仍然决定坚守，因为他认为，自己有这个责任。

正月二十二日，努尔哈赤集结所属五万人，发动总攻。

罗一贯率三千守军，拼死守城抵抗。

双方激战一天，后金军以近二十倍的兵力优势，发起了无数次进攻，却无数次败退，败退在孤独却坚定的罗一贯眼前。

明军凭借城堡大量杀伤敌军，后金损失惨重，毫无进展，只得围住城池，停止进攻。

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城头突然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没有了呐喊，没有了杀声。

因为城内的士兵，已经放出了最后一支弓箭，发射了最后一发火炮。

在这最后的时刻，罗一贯站在城头，向着京城的方向，行叩拜礼，说出了他的遗言：

“臣力竭矣！”

然后，他自刎而死。

这是努尔哈赤自起兵以来，损失空前惨重的一战，据史料记载，和西平堡三千守军一同阵亡的，有近七千名后金军。

罗一贯尽到了自己的职责，王化贞也准备这样做。

得知西平堡失陷后，他连夜督促加强防守，并对逃回来的孙得功既往不咎，鼓励守城将士众志成城，击退后金军队。

然后，他就去睡觉了。

王化贞不是个怕事的人，当年辽阳失守，他无兵无将都敢坚守，现在手上有几万人，自然敢睡觉。

但还没等他睡着，就听见了随从的大叫：

“快跑！”

王化贞跑出卧房。

他看见无数百姓和士兵丢弃行李兵器，夺路而逃，原本安静祥和的广宁城，已是一片混乱，彻底的混乱。

而此时的城外，并没有努尔哈赤，也没有后金军，一个都没有。

这莫名其妙的一切，起源于两个月前的一个决定。

王化贞不是白痴，他很清楚努尔哈赤的实力，在那次谈话中，他之所以告诉熊廷弼，说六万人一举荡平，是因为他已找到了努尔哈赤的弱点。

这个弱点，叫做李永芳。

李永芳是明朝叛将，算这一带的地头蛇，许多明军将领跟他都有交情，毕竟还是同胞兄弟，所以在王化贞看来，这是一个可以争取的人。

于是，他派出了心腹孙得功，前往敌营，劝降李永芳。

几天后，孙得功回报，李永芳深明大义，表示愿意归顺，在进攻时作为内应。

王化贞十分高兴。

两个月后，孙得功西平堡战败，惊慌之下，大喊“兵败”，导致兵败。

是的，你的猜测很正确，孙得功是故意的，他是个叛徒。

孙得功去劝降李永芳，却被李永芳劝降，原因很简单，不是什么忠诚、爱国、民族、大同之类的话，只是他出价更高。

为了招降李永芳，努尔哈赤送了一个孙女，一个驸马（额驸）的头衔，还有无数金银财宝，很明显，王化贞出不起这个价。

努尔哈赤从来不做赔本买卖，他得到了极为丰厚的回报。

孙得功帮他搞垮了明朝的援军，但这还不够，这位誓把无耻进行到底的败类，决定送一份更大的礼物给努尔哈赤——广宁城。

因为自信的王化贞，将城池的防守任务交给了他。

接下来的事顺理成章，从被窝里爬起来的王大人慌不择路，派人去找马，准备逃走，可是没想到，孙心腹实在太抠门，连马都弄走了，搞得王大人只找到了几头骆驼，最后，他只能骑着骆驼跑路。

还好，那天晚上，孙心腹忙着带领叛军捣乱，没顾上逃跑的王巡抚，否则以他的觉悟，拿王大人的脑袋去找努尔哈赤换个孙女，也是不奇怪的。

第二天，失意的王巡抚在逃走的路上，遇到了一个让他更为失意的人。

熊廷弼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不是一个慈悲的人，至少不会放过落水狗。

当王巡抚痛哭流涕，反复检讨错误时，他用一句话表示了他的同情：

“六万大军一举荡平？现在如何？”

王化贞倒还算认账，关键时刻，也不跟熊廷弼吵，只是提出，现在应派兵，坚守下一道防线——宁远。

这是一个十分明智的判断，可是熊大人得理不饶人，还没完了：

“现在这个时候，谁肯帮你守城？晚了！赶紧掩护百姓和士兵入关，就足够了！”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当初不听我的，现在我也不听你的。

事情到这份上，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作为丧家犬，王化贞没有发言权。

于是，战局离开了王化贞的掌控，走上了熊廷弼的轨道。

从王化贞到熊廷弼，从掌控到轨道，这是一个有趣的变化。

变化的前后有很多不同点，也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错误的。

虽然敌情十分紧急，城池空虚，但此时明军主力尚存，若坚定守住，估计也没什么问题。可是熊先生来了牛脾气，不由分说，宁远也不守了，把辽东的几十万军民全部撤回关（山海关）内，放弃了所有据点。

熊大人没有意识到，他已经做到了无数敌人、无数汉奸、无数叛徒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因为事实上，他已放弃整个辽东。

自明朝开国以来，稳固统治两百余年的辽东，就这么丢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熊廷弼都没有理由、没有借口、没有道理这样做。

但是他做了。

我认为，他是为了一口气。

当初不听我的话，现在看你怎么办？

就是这口气，最后要了他的命。

率领几十万军民，成功撤退的两位仁兄终于回京了，明朝政府对他们俩的处理，是相当一视同仁的——撤职查办。

无论谁对谁错，你们把朝廷在辽东的本钱丢得精光，还有脸回来？这个黑锅你们不背，谁背？

当然，最后处理结果还是略有不同，熊大人因为脾气不好，得罪人多，三年后（天启五年）就被干掉了。

相对而言，王大人由于关系硬，人缘好，又多活了七年，崇祯五年才正式注销户口。

对于此事，许多史书都说，王化贞死得该，熊廷弼死得冤。

前者我同意，后者，我保留意见。

事实上，直到王化贞逃走后的第三天，努尔哈赤才向广宁进发，他没有想到，明军竟然真的不战而逃，而且以他的兵力，并不足以占据辽东。

然而当他到达广宁，接受孙得功投降之时，才发现，整个辽东，已经没有敌人。

因为慷慨的熊蛮子，已把这片广阔的土地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他。

白给的东西不能不要，于是在大肆抢掠之后，他率军向新的目标前进——山海关。

可是走到半路，他发现自己的算盘打错了。

因为熊蛮子交给他的，不是辽东，而是一个空白的辽东。

为保证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熊先生干得相当彻底，房子烧掉，水井埋掉，百姓撤走，基本上保证了千里无鸡鸣，万里无人烟。

要这么玩，努尔哈赤先生就不干了，他辛苦奔波，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抢东西，您把东西都搬走了，我还去干嘛？

而且从广宁到山海关，几百里路空无一人，很多坚固的据点都无人看守，别说抢劫，连打仗的机会都没有。

于是，当军队行进到一个明军据点附近时，努尔哈赤决定：无论这些地方有多广袤，无论这些据点有多重要，都不要了，撤退。

努尔哈赤离开了这里，踏上了归途，但他不会想到，自己已经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因为四年之后，他将再次回到这里，并为争夺这个他曾轻易放弃的小地方，失去所有的一切。

这个他半途折返的地点，叫做宁远。

【堪与匹敌者，此人也】

自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起兵以来，短短三年时间，抚顺、铁岭、开原、辽阳、沈阳，直至整个辽东，全部陷落。

从杨镐、刘綎到袁应泰、王化贞、熊廷弼，不能打的完了，能打的也完了，熊人死了，牛人也死了。

辽东的局势，说差，那是不恰当的，应该说，是差得不能再差，差到官位摆在眼前，都没人要。

比如总兵，是明军的高级将领，全国不过二十人左右，用今天话说，是军区司令员。要想混到这个职务，不挤破头是不大可能的。

一般说来，这个职务相当安全，平日也就是看看地图，指手划脚而已。然而这几年情况不同了，辽东打仗，明朝陆续派去了十四位总兵，竟然全部阵亡，无一幸免。

总兵越来越少，而且还在不断减少，因为没人干，某些在任总兵甚至主动辞职，宁可回家种田，也不干这份工作。

但公认最差的职业，还不是总兵，是辽东经略。

总兵可以有几十个，辽东经略只有一个。总兵可以不干，辽东经略不能不干。

可是连傻子都知道，辽东都没了，人都撤回山海关了，没兵没地没百姓，还经略个啥？

大家不是傻子，大家都不去。

接替辽东经略的第一人选，是兵部尚书张鹤鸣，天启为了给他鼓劲，先升他为太子太保（从一品），又给他尚方宝剑，还亲自送行。

张尚书没说的，屁股一拍，走了。

走是走了，只是走得有点慢，从京城到山海关，他走了十七天。

这条路线上星期我走过，坐车三个钟头。

张大人虽说没车，马总是有的，就两百多公里，爬也爬过去了。

这还不算，去了没多久，这位大人又说自己年老力衰，主动辞职回家了。

没种就没种，装什么蒜？

相比而言，接替他的宣府巡抚就好得多了。

这位巡抚大人接到任命后，连上三道公文，明白跟皇帝讲：我不去。

天启先生虽说是个木匠，也还有点脾气，马上下达谕令：不去，就滚（革职为民，永不叙用）。

不想去也好，不愿去也好，替死鬼总得有人当，于是，兵部侍郎王在晋出场了。

王在晋，字明初，江苏太仓人。万历二十年进士。这位仁兄从没打过仗，之所以让他去，是因为他不能不去。

张尚书跑路的时候，他是兵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署部事），换句话说，轮也轮到他了。

史书上对于这位仁兄的评价大都比较一致：什么废物、愚蠢，不一而同。

对此，我都同意，但我认为，他至少是个勇敢的人。

明知是黑锅，依然无怨无悔、义无反顾地去背，难道不勇敢吗？

而他之所以失败，实在不是态度问题，而是能力问题。

因为他面对的敌人，是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明朝最可怕的敌人，战场应变极快，骑兵战术使用精湛，他的军事能力，可与大明历史上的任何一位名将相媲美。

毫无疑问，他是这个时代最为强悍、最具天赋的军事将领，之一。

他或许很好，很强大，却绝非没有对手。

事实上，他宿命的克星已然出现，就在他的眼前——不只一个。

王在晋到达辽东后，非常努力，非常勤奋，他日夜不停地勘查地形，考量兵力部署，经过几天几夜的刻苦专研，终于想出了一个防御方案。

具体方案是这样的，王在晋认为，光守山海关是不够的，为了保证防御纵深，他决定再修一座新城，用来保卫山海关，而这座新城就在山海关外八里的八里铺。

王在晋做事十分认真，他不但选好了位置，还拟好了预算，兵力等等，然后一并上交皇帝。

天启皇帝看后大为高兴，立即批复同意，还从国库中拨出了工程款。

应该说，王在晋的热情是值得肯定的，态度是值得尊重的，创意是值得鼓励的，而全盘的计划，是值得唾弃的。

光守山海关是不够的，因为一旦山海关被攻破，京城就将毫无防卫，唾手可得，虽说山海关沿线很坚固，很结实，但毕竟是砖墙，不是高压电网，如果努尔哈赤玩一根筋，拼死往城墙上堆人，就是用嘴啃，估计也啃穿了。

在这一点上，王在晋的看法是正确的。

但这也是他唯一正确的地方，除此之外，都是胡闹。

哪里胡闹，我就不说了，等一会有人说。

总之，如按此方案执行，山海关破矣，京城丢矣，大明亡矣。

对于这一结果，王在晋不知道，天启自然也不知道，而更多的人，是知道了也不说。

就在一切几乎无可挽回的时候，一封群众来信，彻底改变了这个悲惨的命运。

这封信是王在晋的部下写的，并通过朝廷渠道，直接送到了叶向高的手中，文章的主题思想只有一条：王在晋的方案是错误的。

这下叶大人头疼了，他干政治是老手，干军事却是菜鸟，想来想去，这个主意拿不了，于是他跑去找皇帝。

可是皇帝大人除了做木匠是把好手，基本都是抓瞎，他也吃不准，于是，他又去找了另一个人。

天惊地动，力挽狂澜，由此开始。

〖“夫攻不足者守有余，度彼之才，恢复固未易言，令专任之，犹足以慎固封守。”〗

这句话，来自于一个人的传记。

这句话的大致意思是：以此人的才能，恢复失去的江山，未必容易，但如果信任他，将权力交给他，稳定固守现有的国土，是可以的。

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评价。

因为这句话，出自于《明史》。说这句话的人，是清代的史官。

综合以上几点，我们可以认定，在清代，这是一句相当反动的话。

因为它的隐含意思是：

如果此人一直在任，大清是无法取得天下的。

在清朝统治下，捧着清朝饭碗，说这样的话，是要掉脑袋的。

可是他们说了，他们不但说了，还写了下来，并且流传千古，却没有一个人，因此受到任何惩罚。

因为他们所说的，是铁一般的事实，是清朝统治者无法否认的事实。

与此同时，他们还用一种十分特殊的方式，表达了对此人的崇敬。

在长达二百二十卷、记载近千人事迹的明史传记中，无数为后人熟知的英雄人物，都要和别人挤成一团。

而在这个人的传记里，只有他自己和他的子孙。

这个人不是徐达，徐达的传记里，有常遇春。

不是刘伯温，刘伯温的传记里，有宋濂、叶琛、章溢。

不是王守仁，王守仁的传记里，还搭配了他的门人冀元亨。

也不是张居正，张大人和他的老师徐阶、老对头高拱在一个传记里。

当然，更不是袁崇焕，袁将军住得相当挤，他的传记里，还有十个人。

这个人是孙承宗。

明末最伟大的战略家，努尔哈赤父子的克星，京城的保卫者，皇帝的老师，忠贞的爱国者。

举世无双，独一无二。

在获得上述头衔之前，他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一个讨生活的教师，一个十六年都没有考上举人的落魄秀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