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编 魏晋南北朝之部 第二十章 变相的封建势力下之社会形态（下） 在五胡及北朝

北方初起的情形，和南方差不多，又加上一个种族的复杂问题。

一、五胡时代的情况

五胡时代，田租的收纳，依然是八二乃至六四。

慕容皝以牧牛给贫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无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记室参军封裕谏，以为宜罢诸苑以业流人，持官牛者，官六私四；私牛官田，与官中分。皝依之。此虽一例，然当时北方田租，大体正可以此类推。魏孝文太和十二年，李彪请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一为屯民，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魏书释老志：“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北史魏收传：“收在并作一篇诗，云：‘打从叔季景出六百斛米，亦不辨此。’”此皆北人以六十斛、六百斛为一单位之证。宋元嘉中，徐豁亦言：“武吏年满十六，便课米六十斛”，“武吏”亦指屯田言。以亩收一石计，六十斛正是六四收租也。

至于军队，主要是胡人的部族兵，汉人更处不重要的地位，只遇需要时用抽丁的办法。

石虎讨慕容皝，令五丁取三，四丁取一。征士五人出车一乘，牛二头，米十五斛，绢十匹。调不办者腰斩。慕容儁欲经营秦、晋，令州、郡校阅见丁，精覆隐漏，率户留一丁，余悉发，欲使满一百五十万。刘贵上书极谏，乃改为三五占兵。苻坚平代，亦三五取丁。优复三年，无税租。王猛用秦，始主十丁一兵，使有羡夫，最号宽仁。

到元魏时，政治渐上轨道，在南朝无可奈何的情形，在北朝却一一有了办法。

二、北魏均田制

最重要的是北魏的“均田”制度。其议起于李安世。太祖天兴元年、太宗永兴五年，皆有“计口授田”之诏。高祖太和元年，诏：“敕在所督课农田，一夫制治田四十亩，中男二十亩，无令人有余力，地有遗利。”此皆北魏均田先声。

史称：“时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安世上疏云：‘井税之兴，其来日久。盖欲使雄擅之家，不独膏腴之美；单陋之夫，亦有顷亩之分。所以恤彼贫微，抑兹贪欲，同富约之不均，一齐民于编户。窃见州郡之民，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三长既立，始返旧墟，庐井荒毁，桑榆改植。事已历远，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凌。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群证虽多，莫可取据。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审其径术，令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属今主。然后虚妄之民，绝望于觊觎；守分之士，永免于凌夺矣。’帝深纳之。”（《魏书》卷五三《李安世传》载）之议起于此。今按，李疏云“三长既立，始返旧墟”，则应在十年立三长后，而均田诏尚在九年。据魏书，立三长同时定“调”法，“调”法正须与均田相附而行，则九年有均田韶，信矣。盖均田非一年可成，李安世亦恐不止一疏，通典、通考、玉海皆以李安世上疏在太和元年，亦因有诏均田也。然恐非此疏。上引则似确在立三长后也。刘道元曰：“刘、石、苻、姚丧乱之后，土田无主，悉为公田。除兼并大族外，贫民往往无田可耕，故孝文分官田以给之。”令按：李疏正为豪右冒认此项田亩而发，则明在推行均田以后。

均田诏在孝文太和九年十月。诏首即云：“朕承乾在位，十有五年。”是时孝文尚未亲政。可知北朝政冶走上汉化之路，并不自孝文始。

大意谓：富强者并兼山泽，贫弱者望绝一廛，致令地有遗利，民无余财。今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还受以生死为断。

要行均田，必先审正户籍。十年二月，遂立党、里、邻三长，定民户籍。此议本于李冲。

未立三长前，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谓之“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韩卓疏谓：“巨姓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是也。

五家一邻长，复一夫。五邻一里长，复二夫。五里一党长，复三夫。

时群臣多不赞同。太后曰：“立三长则包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不可？”

翌年京都大饥，韩麒鳞表陈时务，又乞“制天下男女，计口受田”。可证均田制推行尚有在后。均田制的大概如次：

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犊及老牛不得援例。受田三十亩，限止四牛。一本作四年。

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及还受之盈缩。民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

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谓桑天有盈，即充分在倍田内。诸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奴各依良。亦得给桑田。

诸应还之田，不得种桑、榆、枣果。

诸“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

此制用意并不在求田亩之绝对均给，只求富者稍有一限度，贫者亦有一最低之水准。

丁牛有限，而奴婢无限；又授田率一倍、再倍。若以一夫一妇十奴四牛计，其田已在千亩外。若丁牛限四年，则并牛亦无限矣。又北齐河清三年诏：“奴婢受田，亲王限三百人，嗣王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一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一百人，七品以上八十人，八品以下至庶人六十人。”据北齐以推元魏，可见奴婢受田之多。北齐尚有限，元魏并限无之。又魏书源贺传有云：“主将参僚，专擅腴美，瘠土荒畴绐百姓。”北史常爽传谓：“三长皆豪门多丁为之。”然此等皆不足为此制深病，治史者当就大体着眼也。

尤要者则在绳其荫冒，使租收尽归公上。

还受之田，旧说以不栽树故曰“露”。恐露是“荫冒”之反义，以其属诸公上，故曰“露”。以其为露田，故须还受。以其须选受，故不得树桑榆；并不以其不准树桑榆，始称“露田”。时有“露户役民”，正对复荫之家而言。均田制之最高意义，还是要将豪强荫冒一切出豁，还是与西晋“户调”用意略似，依然是中央政府与豪强争夺民众之继演表演。

而且在北朝的三长与均田制，更有一层重要的意义。北魏本以部落封建制立国，逮三长、均田制行，则政体上逐渐从氏族封建变为郡县一统，而胡、汉势力亦因此逐渐倒转。

北魏宗室封郡为王公，部落大人降附者封县为列侯。宗室封者先后共九十余人，部落大人封者则达一百八十余人。此等世襄封爵，为封建意味之割裂。至三长、均田制行，则渐次形成中央一统之郡县制。魏立三长之年，即议定民官依户给俸；高阁云：“惧蒸民之奸宄，置邻以牧之。究庶官之勤剧，班俸爵以优之。”盖民田租收既归公上，则百官自应给俸。当时对百官给俸制甚多反对，此与反对立三长制用意正同，亦赖文明太后力持而定。又按：北史太和八年诏：“朕顾宪章旧典，始班俸禄，罢诸商人，以简民事。”可见其前商人皆隶属官府，如崔宽传：“其治弘农，往来贩卖漆蜡竹木致富。”今百官班俸，则隶官商人可罢，而民间自由商业亦因此再兴。北方社会重行使用货币，亦在此后也。（又孝明帝时张普惠上疏：“州郡一匹之滥，一斤之恶，则鞭户主，连及三长。百官请俸，人乐长阔，并欲厚重，无复准极。”亦可见立三长舆班禄制两者间之关系。）是年又分置州郡，凡三十八州，二十五在河南，十三在河北，盖河北尚多部落势力也。是其证。自是中国士族逐渐得势。因其多为中央统一政府下之官吏。而诸胡部落大人逐渐失其地位。因其均为封建小主。此后魏孝文命鲜卑氏族全改汉姓，正以氏族之优越地位早已在政治上消灭也。

南方屡唱土断侨寓及厘正谱籍，然他们始终要在保全士族的特权下剥下益上，不如北方政治理论之公平。因此北方的均田制可以做成一规模，而南方的黄籍积弊，终难清理。这可为北胜于南之显例。

其次再论均田制下之租额。

据魏书食货志，李冲上言立三长，并定“调”法。

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

此所谓“调”，即包举田租在内。一夫一妇六十亩，倍田不计。纳粟二石；以亩收一石计，六十石收二石，便是汉代三十税一之制。若以当时税收惯例，百亩收六十斛比论，相差已到十八倍。（1石=10斗＝100升，30亩征100升。100亩征60斛，1斛＝10斗＝100升，则100亩征6000升。〔唐朝之前，1斛（hú）=10斗。宋朝开始，改为1斛=5斗，而1石=2斛。〕）

旧调，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供调外费。较现行调法亦大重。然三十、五十家方为一户，其荫冒者皆归私门。

此层在农民实为甚大惠泽，因此易见推行。

李冲求立三长，与新制调法同时推行，谓：“若不因调时，百姓徒知立长校户之勤，未见均徭省赋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课调之月，令知赋税之均。既识其亊，又得其利，因民之欲，为之易行。”初百姓咸以为不若循常，豪富并兼者尤弗愿。事施行后，计省皆十有余倍，海内安之。此与南朝因检定黄籍至激起民间变乱者迥不侔矣。

在豪强方面，亦仍有优假。

奴婢受田与良民等，而所调甚少，八奴婢始当一夫一妇之调。此乃魏廷故意优假豪族，已夺其荫冒，不可不稍与寛纵也。

惟在国库则课调骤减，一时颇感其窘。

太和十一年韩麒麟即表陈“税赋轻少，不可长久。”韩表：“往昔校比户贯，租赋轻少。虽于民为利，而不可长。”此谓“校比户贯”，即指立三长，出荫附而言。此谓“税赋轻少”，即指新定调法而言。十二年因大旱，用李彪议，仍取州郡户十分一为屯田，一夫岁责六十斛。惟蠲其正课、征戌及杂役。孝昌二年，税京师田租，亩五升；借赁公田者，亩一斗。亩五升，以一夫一妇受田六十亩计，则为三石，较孝文定制增一石。亩一斗，则六十亩须六石，然亦不过什一之税。

然豪强荫附，一切归公，政府到底并不吃亏。所以此制直到北齐、北周，依然沿袭。比齐制，人一床一夫一妇。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奴婢准半，牛租一斗，义米五升。于正租外又加“义租”。正租入中央国库，义租纳郡县，备水旱灾。设仓名富人仓。于政府收入外，再注意到平民灾歉救济之准备，这一个制度亦为将来隋、唐所取法。

隋文帝开皇五年，工部尚书长孙平奏请“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十六年，诏社仓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唐太宗时，诏，“亩税二升粟、麦、秔、稻，随土地所宜。商贾无田者，以其户为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五斗为差。”天宝中，天下诸色米积九千六百余万石，而义仓得六千三百余万石。义租、义仓，与汉代“常平”不同者，常平由官籴，义租由民输，其为留意民食之良政则一。又按，其制亦先起于魏之李彪。魏书释老志有“僧祇户”、“僧祇粟”，于俭岁赈给饥民，意亦略同。

并因租税轻减，社会经济向荣，民间学术文化事业得有长足之进展。

北齐书儒林传：“北齐引进名儒，授皇太子诸王经术。然爰自始基，暨于季世，惟济南之在储宫，颇自砥砺，以成其美；余多骄恣傲狠，动违礼度。世胄之门，罕闻强学。胄子以通经仕者，惟博陵崔子发、广平宋游卿而已。幸朝章宽简，政纲疏阔，游手浮惰，十室而九。故横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负笈从宦之徒，不远千里。入闾里之内，乞食为资；憩桑梓之阴，动逾千数。燕、赵之俗，此众尤甚。”

北周租额，较之元魏、北齐皆稍重。

周制：“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以上，宅五亩；七以上，宅四亩；五以上，三亩。有室者田百四十亩，丁者田百亩。司赋掌赋均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六十四，与轻疾者，皆赋之。有室者岁不过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丁者半之。”今桉，有室者授田百四十亩，即魏制露田男四十、妇人二十，倍受共一百二十亩，又桑田二十亩也。魏调二石，今五斛，为已重矣。

然上比晋代，尚轻减十余倍。比古制什一之税，亦轻至四、五倍。

而主其事者苏绰，常引为憾事。至其子苏威，卒能干父之蛊，助成隋代之郅治。

北史苏威传称：“威父绰在魏，以国用不足，为征税法，颇称为重。既而叹曰：‘所为正如张弓，非平世法也。后之君子，谁能弛乎？’威闻其言，每以为己任。至隋文帝时，奏减赋役，务从轻典，帝悉从之。”按：隋制，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此其证。唐“租庸调”制租粟二石，则仍依北魏也。又按：史称：“江表自东晋以来，刑法疏缓，世族凌驾寒门。隋平陈后，牧民者尽变更之。苏威又作五教，使民无长幼悉诵。民间讹言，隋欲徙之入关，陈故境大抵皆反。”此江南世族不惯北朝制度也。南北社会不同，于此可见。

这一种政治道德的自觉，在南朝亦复少见。

继均田而起的新制度有“府兵”。自行“均田”而农民始有乐生之意；自行“府兵”，而农民始无迫死之感。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临时抽丁，皆弃之也。必待下层农民稍有人生意味而后世运可转。隋、唐复兴，大体即建基于均田、府兵的两个柱石上。

三、西魏的府兵制

北朝军队，一样以鲜卑种人为主体。羽林、虎贲为中央宿卫，六镇将卒为边境防戍，皆系代北部落之苗裔。

其它胡人亦多充兵役，而汉人则务耕种。太武太平真君十一年南伐，围盱眙，遗臧质书：“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氐、羌，卿杀之无所不利。”延兴三年将南讨，诏：“州郡十丁取一充行”，然此出非常。故髙欢据边镇为变，每语鲜卑，犹谓：“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何为陵之？”其语华人则曰：“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何为疾之？”

及孝文南迁，军士自代来者皆为羽林、虎贲。事在太和二十年冬十月。而又诏选天下勇士十五万人为羽林、虎贲，充宿卫。事在太和十九年秋八月。是当时羽林宿卫中，已有非鲜卑人甚多。至北齐则兵队主体渐渐转移到汉人身上。

齐文宣受禅，六坊之内徙者，更加简练，每一人必当百人，任其临阵必死，然后取之，谓之“百保鲜卑”。又简华人之勇力绝伦者，谓之“勇士”，以备边要。是齐兵亦不复专仗胡人。至河清定制，男子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此则俨然已是两汉的全民兵役制。又按：傅奕云：周、齐每以骑战，驱夏人为肉篱，诧曰：“当剉（cuò）汉狗饲马，刀刈汉狗头，不可刈草也。”然高敖曹在军，高欢为之华言。欢尝以敖曹所将皆汉兵，欲割鲜卑兵千余相杂。敖曹曰：“所将前后格斗，不减鲜卑，不烦更配。”要之，济、周时华人已不可侮，傅言正可见其转变前之情态。

魏武西迁，六坊之众从而西者，不能万人，余皆北徙。

西魏立国，本依关陇汉人为基本，其军队主体早属汉人。

其先贺拔岳辅尔朱天光入关，众不满二千。其后战胜降服，大率以西人为主。宇文泰接统岳军，知其部下主力，皆西土关陇人矣。魏武西奔，特为客寄，且其禁兵，皆由宇文泰诸壻分掌。如李逵子基、李弼子晖、于谨子翼，皆汉族也。时西魏宗室凋零，泰遂以其部下诸将改赐胡姓。洪迈曰：“西魏以中原故家易赐番姓，著者如李弼、赵肃、赵贵、刘亮、杨忠、王雄、李虎、辛威、田弘、耿豪、杨绍、侯植、窦炽、李穆、陆通、杨纂、寇隽、段永、韩褒、裴文举、陈忻、樊深。”可知宇文虽胡族，而其势力实依汉人，不如高欢以汉族而实依仗胡人。故北周汉化，北齐胡化，风尚之异，亦由其立国基础而判也。

宇文泰用苏绰言，创为“府兵”，籍六等之民，择魁材力之士以充之。民户分九等，六等乃中等以上之家，凡有三丁者选材力一人。合为百府，每府一郎将主之。分属二十四军，开府各领一军。大将军凡十二人。每一将军统二开府，一柱国主二大将，将复加持节都督以统焉。凡柱国六员，众不满五万人。

按：苏绰卒在大统十二年，六柱国李弼、独孤信拜于十四年，于谨、赵贵、侯莫陈崇在十五年。另有李虎。绰传谓绰“置屯田以资军国”，此即府兵也。惟府兵之统于六柱国，则为绰卒后事，可见此制亦非一时完成。

自相督率，不编户贯，尽蠲租调。有事出征，无事则岁役一月。

十五日上，则门栏陛戟，警昼巡夜；十五日下，则教旗习战，无他赋役。此后隋、唐府兵，则仅役二十日。

其甲槊弓弩，并资官给。

遇出征，衣驮牛驴及糗粮，皆由公备。

这即是府兵制之大概。

府兵制长处，只在有挑选、有教训；而更重要的，在对兵士有善意，有较优的待遇。将此等兵队与临时的发奴为兵、谪役为兵，以及抽丁为兵相敌，自然可得胜利。古人所谓“仁者无敌”，府兵制度的长处，只在对自己的农民已表见了些人道意味。史称：“抚养训导有如子弟，故能以寡克众”是也。从此军人在国家重新有其地位，不是临时的捉派与惩罚。

府兵制另一个意义在把北方相沿胡人当兵、汉人种田的界线打破了。中国农民开始正式再武装起来。

周书文帝纪：“西魏大统九年，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按：此云“豪右”，即六等之民，下户三等不得与，亦三国壮者补兵之意也。又隋书食货志：“周武帝建德二年，周书在三年。改军士为侍宫，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是后夏人半为兵矣。”此皆周代兵制多征汉人之证。又元魏本属部族军队制，史称魏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至西魏时多绝灭。恭帝元年，宇文泰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及大定元年下令，前赐姓皆复旧。是先以汉军功赐为胡贵族，后则并去胡复汉。此处正可看出当时胡、汉势力之推移。此下恭帝三年，即正式行“六官”之制。自鲜卑旧制贵族国姓变而为六官，此尤政治组织之一大进步也。

从此北齐、北周东西两方的汉人，均代替到鲜卑族的武装与兵权。

北齐是全农皆兵，北周是选农训兵，此为者间之不同。

所以自行“均田”，而经济上贵族与庶民的不平等取消；自行“府兵”，而种族上胡人与汉人的隔阂取消。北方社会上两大问题，皆有了较合理的解决。中国的农民，开始再有其地位，而北周亦遂以此完成其统一复兴的大任务。

一种合理的政治制度的产生，必有一种合理的政治思想为之渊泉。北朝政洽渐上轨道，不能不说是北方士大夫对政治观念较为正确之故。北周书文帝纪魏大统十一年春三月令：“古之帝王所以建诸侯、立百官，非欲富贵其身而尊荣之，盖以天下至广，非一人所能独治，是以博访贤才，助己为治，若知其贤，则以礼命之。其人闻命之日，则惨然曰：‘凡受人之事，任人之劳，何舍己而从人？’又自勉曰：‘天生儁七，所以利时。彼人主欲与我共为治，安可苟辞？’于是降心受命。其居官也，不惶恤其私而忧其家，故妻子或有饥寒之弊而不顾。于是人主赐以俸禄、尊以轩冕而不以为惠，贤臣受之亦不以为德。为君者诚能以此道授官，为臣者诚能以此情受位，则天下之大，可不言而治。后世衰微，以官职为私恩，爵禄为荣惠。君之命官，亲则授之，爱则任之。臣之受位，可以尊身而润屋者，则迂道而求之。至公之道没，而奸诈之萌生。天下不治，正为此矣。今圣主中兴，思去浇沩。在朝之士，当念职事之艰难。才堪者审己而当，不堪者收短而避。使天官不妄加，工爵不虚受，则淳素之风庶几可返。”按：大统十年秋七月，魏帝以宇文泰前后所上二十四条及十二条新制，方为中兴永式，乃命尚书苏绰更损益之，总为五卷，班于天下。于是搜简贤才，以为牧守令长，皆依新制而遣焉。则是令乃苏绰笔也。

魏书道武纪天兴三年十二月乙未天命诏、丙申官号诏，陈义皆至高卓。官号诏云：“官无常名，而任有定分。桀纣南面，虽高可薄；姬旦为下，虽卑可尊。一官可以效智，华门可以垂范。故量己者，令终而义全；昧利者，身陷而名灭。故道义，治之本，，名爵，治之末。名不本于道，不可以为宜；爵无补于时，不可以为用。”此等语殆是崔宏笔。北朝士大夫对于政治见解远胜南士，于此可征。

周武帝保定二年诏：“树之元首，君临海内，本乎宣明教化，亭毒黔黎；岂惟尊贵其身，侈富其位？是以唐尧疏葛之衣，粗粝之食，尚临汾阳而永叹，登姑射而兴想。况无圣人之德，而嗜欲过之，何以克厌众心，处于尊位？朕甚恧焉。”此等皆辞旨深醇，不愧两汉。马周之告唐太宗曰：“自魏晋以还，降及周隋，多者不过六十年，少者才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创业之君不务广恩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故傅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此等意境，直逊北朝诸儒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