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以后,教导员见了大许总斜着眼。他知道大许出身不好,背地里常骂他狗崽子。后来就三天两头往我们队里跑,想找大许的碴儿。我发现他来意不善,常在背地里关照大许:“教导员要整你啦。”大许并不害怕,说:“我干我的工作,他整得着吗?”

碴儿到底还是给教导员找着了。那年秋收时,大许的脚扎伤了,雨后地里潮湿,队里照顾他在场上干活。几千斤稻谷上了场,需要留人翻晒,于是又派了我和一个女同学邢红。

早上雾气消了以后,我们打开麻袋,把半湿的稻谷倒出来,摊在场上,这活儿直到中午才干完。下午我们到场上时,她已经在那儿了。她洗了头,长发披在肩上,在树荫底下盘腿坐着,笑嘻嘻地看着小鸟飞,好像很感兴趣。我去拿耙子,想把稻谷翻一遍,可是她对我说:“别翻了!五分钟以前我刚翻过一遍。”

于是我们俩也到树荫里坐下。我对大许说:“我看你什么时候还是去找教导员谈谈,他可能对你有误解,谈了就解开了。”

大许回答得很干脆:“我不去!”

我说:“还是去谈谈好。我可以替你先去说说。”这时我听见哧哧的响,原来是她在鼻子里哼哼。她说:“没意思。干吗让大许去讨饶?”

我白了她一眼,觉得她瞎搭碴儿。她觉察出来,就笑了笑,走开了。

大许低着头半天不说话,忽然,他抬起头来大叫一声:“不好!来雨了!”

我一看,果然,乌云已经起来半天高了。我们赶紧去收稻谷。她不见了。我就喊:“邢红!邢红!来了雨了!”

她在远处答应:“知道了!我在拉牛。”

她从河边拉来一头牛。我们给牛架上个刮板,用牛拉着把稻谷堆起来果然快得多,一会儿就把谷堆撮起来一多半。

风来了,雨马上就到,偏巧这会儿牛一撅尾巴。她赶快把牛尾巴按住说:“这个该死的!”她笑起来了。我连忙把牛赶到一边去,让它拉了一脬牛粪。这一弄实在耽误工夫。等我们堆好谷堆,雨点子已经劈里啪啦地打了下来。当时有一块盖谷堆的席子不合适,反正那席子已经烂了半边,大许就拿镰刀削下一块来,然后盖上防水布。刚弄完雨就下大了。

我们跑到凉棚里躲雨,大许还拿着那块席片呢。我说:“扔了吧。”他说:“留着可以补箩筐。”忽然邢红弯下腰去看那席片,然后直起腰来在大许肩上拍了一下说:“你看这儿!”

我们一看,席子上粘着一角人像。坏了,那会儿根本没有别人的像。大许吓得手直哆嗦,悄悄地把一角画像揭下来捧在手里看。

这块席原来一定是草屋里打隔断的。我说:“怎么办?另一半在谷堆里呢。天晴以后打开就该被别人看见了。大许,你快报告去吧。”

她说:“报告说是谁搞坏的呢?”

我没吭声。大许说:“当然是我。”

邢红说:“你瞎说,不是你。教导员正要整你呢,说是我好啦。”

大许不干,他是个诚实的人。我忽然想出一条妙计来:“要是人家看见了,问是谁弄的,就说不记得有这么回事,不知道谁干的,这样就谁也不用承认了。”

大家都同意了。可是傍晚收工时,那片席子就被上场摊稻谷的人发现了,而且教导员马上就知道了。他急如星火地赶了来,逼问我们这是谁弄的。我们当然说记不得了。可是他怎肯善罢甘休!他把我们挨个逼问了一通,让我们仔细讲一遍当天下午的活动,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讲,尤其是盖席子的过程,要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讲。不知他们感觉怎么样,反正在教导员逼我的时候,我觉得手心出冷汗,舌根发硬,说起话来结结巴巴。我讲完了以后他盯住我说:“你热爱毛主席吗?”

我说:“热爱。”

“好。你再讲一遍,是谁用刀削下席子的那个角的?”

“记不清了。真的记不清,也许席子本来就缺一角。”他瞪起眼来说:“真的?有人反映,那些席子本来是不缺角的,一个缺角的也没有。你再想想。”

我流着冷汗说:“我不记得有谁拿过刀。也许是折了以后撕的?”

他眼睛发出亮光:“对,对,是谁?”

“不记得是谁,我没看见。”

他冷笑着看着我。

他走了,我一个人坐在屋里,忽然心狂跳起来。也许这真是犯罪行为?我的做法是革命的吗?我对得起毛主席吗?一想到这个,我的心脏都要冻结了。

正在这时,我又听到教导员在隔壁房间里咆哮:“就是你干的!你这个小狗崽子!我一猜就是你!你坦白吧,坦白了宽大你。不然要判刑的!”

啊呀,原来是在审问大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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